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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9章（第1页）

所以，要不是广州实在待不下去，陈独秀不一定这时就接任共产党领导工作。

形势强于人，陈独秀就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从广州来到上海，正式担负起中共中央局书记的角色，主持起中国共产党最初年代的工作。

创建中共的全国性组织

尽管陈独秀上任时还有以上“慢慢来”的思想，但他干起来一点也不消极。他就是这种风格：要么不干，要干就雷厉风行。

在20世纪50年代联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的原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有一份用毛笔写的《中央局议决通告》，落款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央局书记tschen”。[12]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中央第一个工作文件，而且从其苍遒的笔迹和署名来看，这是陈独秀亲笔起草并签发的。这个文件表明，陈独秀回上海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就担负起了建立中共全国组织并领导全国革命的工作。

其实，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主要处理了两个很麻烦的事件，排除了对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两个重大的干扰。

第一件事是与马林的冲突。马林染上当时俄共和共产国际看不起中共的毛病，在工作中表现出不尊重中共中央的傲慢作风。马林本来就对陈独秀不参加一大有意见，更对陈当上中央局书记后迟迟不回上海主持工作很不满意。他召集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包惠僧开会，指出陈独秀当选中国共产党书记，应该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能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于是才决定派包惠僧到广州把陈接来。

陈独秀到上海后，发现在诸如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党的建设和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共与马林有着广泛的分歧，并在几件具体事情上，爆发了冲突。一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帮助建党工作的正式代表尼柯尔斯基根据指示，提出“党的领导机关会议必须有他参加”，马林向国际报告说：“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13]当时中共还没有加入共产国际，陈独秀及党中央这样的态度，无可置疑；二是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擅自密派张太雷赴日本联络社会主义者参加即将在俄国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三是张国焘与马林商定，关于一大后成立的专门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津贴，给工作人员发薪金。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受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需要，“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14]这种情况，再加上张国焘心术不正，挟马林以自重，封锁中国同志，更造成马林与中国同志之间的对立。李汉俊、李达等都对马林的傲慢态度和张国焘的附庸作风十分不满。

陈独秀作为中国党的领导人，自尊心更是受到极大伤害，斥责张国焘和马林的观点是“雇用革命”，强调：“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有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15]“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16]

陈独秀介绍包惠僧到重庆师范学校去教书，主张同志们应从独立生活的环境中去发动革命，不要以革命为职业。

就这样，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闹得很僵。二人谈了三四次，总谈不拢。有一次，张太雷企图调解二人关系，劝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17]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就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陈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于是，陈独秀几次拒绝马林要与他会晤的要求，并要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张国焘甚至认为“他在那里筹谋撇开马林，独立进行工作的计划”。马林也对陈有绝望之感，挑动张国焘来领导共产党。他向张表示：“陈独秀同志回来已经两个多星期，拒绝和我会面，他的言论又简直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如何可以负起书记的责任。你为何不丢开他，自己领导起来。”他甚至鼓励张像列宁当年反对普列汉诺夫那样，“反对他的老师”。[18]

第二件事是再次被捕。荷兰王国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保存的系统的斯内夫利特（马林）档案表明：至少从1920年12月起，荷兰政府就知道马林“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进行革命煽动”，并通知马林护照上允许经过的各国政府设法“阻止他得到签证”；尤其得知他将来华的消息后，更“提请中国政府注意”，“务必不使之入境”。虽然这一切企图都未得逞，但马林在奥地利被驱逐，经意大利、新加坡来到上海的行程，都在各国警方及荷兰驻华公使、英国驻华公使及荷兰驻沪总领事的监视之中。[19]因此，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召开的中共一大虽然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中途还是被侦探侵扰，最后一天通过各项决议和选举，不得不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而陈独秀回到上海后，由于与马林接触，也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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