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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8章（第1页）

揭开“神秘情人”的面纱

可是，性如烈火的陈独秀，在感情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羁的野马。分居后，他耐不住寂寞，终于与一位女医生发生感情。这不是陈独秀喜新厌旧、寻花问柳的风流韵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离”的特殊的孤独状态下，碰到一个能给予温情的异性朋友，接受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为。人生犹如旅途，有时很累，很艰难，很孤独，需要外来的温暖、安慰和帮助，需要有一个心灵的港湾，憩息、补充给养以备继续跋涉。所以，陈独秀这次恋情及以后与潘兰珍的结合，与“富贵思淫欲”有本质的区别。按照当时陈独秀的经济状况，既无力帮助高君曼，同样也不可能有钱挥霍在情人身上。

陈独秀的“地下恋情”，终于慢慢“失密”。先是同志们若有所感，看到他每次来看文件或开会，修饰穿着得比较整齐，猜想他一定有一个女伴照顾着他。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郑超麟说：彭述之猜这人大概是一个女学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陈独秀的。“我们有时用话去引陈独秀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13]但是，这种事还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此事终于被南京来上海的高君曼识破，与独秀大吵一场。

10月13日，汪孟邹的日记写道：“晚8时，仲翁（即独秀——引者）来，想见君曼女士。”

14日日记写道：“昨晚仲翁走后，他的夫人君曼女士来，相左未见”；她只站着和我谈话，抱怨陈独秀不管她。

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劝说道：“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繁多，他哪有功夫问家。”

这么一来，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喷发出来：说她去看病，穷人害了富病，“我到南京去是为要省一点（在上海每月百十来元），南京生活水平低。但到宁后，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太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而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

其实如上所述，他哪有钱“接济心爱的人”，更没有“过天上的好日子”，不过是苦中找乐，孤独中找点安慰，在繁重而紧张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一点精神上的憩息而已。

大约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陈独秀突然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没有办法找他。中央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报告了主席团成员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他们也恐慌起来”。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寻人广告，也没有反应。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来上海汇报或开会，见不到父亲，到亚东图书馆找汪孟邹，想得到一丝讯息，也毫无所获，急得这个从来不叫父亲、只称“同志”的硬汉子也啼哭起来。可见他也与父亲一样，并非无情，而只是把感情隐藏在心底深处。一天天过去，大家近乎绝望了，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以为军阀和帝国主义秘密逮捕了陈独秀，秘密处死了。江浙区委甚至派高尔柏回松江去打听。江苏省长陈陶遗是松江人，与高尔柏有亲戚关系，想从陈陶遗口中得到一点风声。结果也不得要领。于是，大家都以为陈独秀已经死了。张国焘在与工人部闲谈时，甚至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说着差不多要哭出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失踪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两个顶重要的问题”：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迁到北京或广州。因为考虑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二是对待国民党北伐的态度。[14]但是，中央通告说：“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于是中央迁移之事暂时搁置。

仲甫因病而“失踪”月余，是事后陈独秀本人的解释。当天，陈延年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广州，已经上船了，中央交通员立即到轮船上把他找回来，父子又一次在惊喜中相聚。陈独秀向大家解释说：他生了伤寒病，进了医院，做医生的女伴服侍他。陈为自己的冒失行为开脱说：他原先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也看到《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广告，但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会。他就是这样的人，有一点自由主义，不知道他这个中共总书记的重要性，以致造成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同志们给了他批评。他当然不得不接受，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这个“神秘的情人”叫什么名字？是怎么样的人？还是不告诉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后来，陈独秀、任作民先后去世，人们以为陈独秀的这个谜永远不会揭开了。不料想，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个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的年轻人张军辉，在整理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母亲陈虹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在外祖母照片的大镜框背后，重叠隐藏着一张同样大的陈独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一个美丽而不俗的名字，职业是医生。由此终于揭开了陈独秀这位“神秘情人”的面纱。这足以说明当初这对情人感情之深，施芝英的心中也一直深藏着陈独秀这个人和与他相处的这一段浪漫生活。可见陈独秀此人的魅力，虽然其貌不扬。

这时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轻松环境解除了人们对“陈独秀”这个名字的恐惧感，在新疆工作的这个年轻人，这时也明白了他母亲当初硬要认陈独秀为父亲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的原因所在。他就伙同另两位兄弟姐妹，三人共同向中共中央写信，说要认亲——认陈独秀后代传人，而陈独秀是他们的外祖父，他们是陈独秀的外孙，做起了与他们的母亲同样的梦。又说母亲陈虹和外祖母施芝英先后在“文革”中——1969年、1973年病故。众所周知，由于江青在30年代以“蓝苹”艺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混迹过，为了掩盖她在这段生活中那些不可告人的丑事（有一张坐在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大腿上的裸照），上影厂是“文革”中受到暴力摧残的重灾区，许多著名的演职人员，受尽残酷迫害，有的死于非命。陈虹的死，之后施芝英的死，以及他们的子女去新疆“建设”，乃并不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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