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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8章（第1页）

希望寄托于农民运动

陈独秀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基础上（特别是农民运动）的思想，表现在他10月17日给各级党部的信中：

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够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质量上的增加。

我们的党，自然以工农党员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汉、津唐、香港四个工业区及山东湖南矿工各省路工外，别外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产业工人实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陕西、江西这些省份，都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到农民中去！”

以上我的提议，希望各地各级党部负责同志都能够经过很诚意的考虑而采纳，切勿冷谈的嘲笑我这是一个空想！[14]

接着在陈独秀给11月5～6日给远东局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的材料《陈独秀论农民问题》中，提出：“应当号召农民加入国民党队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转，并给它以力量来同右派进行斗争。”[15]

在这份材料中，陈独秀提出了一个农民运动纲领，其中心内容是“减租减息”、农村政权归农民，带有农村自治的“民主”性质，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温和的、实事求是的。因此，略加修改后，被联席会议通过。

为此，11月中旬，陈独秀党中央还特别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农委”），任命毛泽东为书记，成员有彭湃、阮啸仙、陆沉等七人。农委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指导湘、鄂、赣、豫、川各省农民运动，并开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干部。11月15日，中央局决议做出了《目前农运计划》，指出：“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并具体地指示了各省工作的重点地区与注意事项。[16]

过去，陈独秀曾被指责为轻视农民的革命性，反对农民运动。这些档案材料充分说明，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当时的农民运动领袖毛泽东也是陈独秀党中央培养起来的，陈一开始就把毛泽东放到中央农委书记的位置上。而当时进行农民运动的资历最深、成绩最大的是被誉为“农民大王”的彭湃。联系到中共三大前，陈独秀点名调地方干部毛泽东到中央出任其权力相当于委员长的中央秘书的事实，陈独秀对毛泽东真是“情有独钟”。可以说毛泽东是陈独秀最早相中的“千里马”。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只是反对毛泽东式的“过火的农民运动”和无法执行的莫斯科极左的农民运动纲领。

以上史实表明，陈独秀在蒋介石独裁势头无法抑制的情势下，加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这就出现了蒋介石军事北伐与工农运动竞争的形势。但由于起决定作用的莫斯科站在蒋的一边，注定了共产党工农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

同情陈独秀的维经斯基“引火烧身”

总之，陈独秀反对鲍罗廷、斯大林在上层玩弄政治计谋，主张主要依靠工农进行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保护民众利益。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革命也好，战争也好，不应该拒绝计谋。当时斯大林（鲍罗廷）与陈独秀双方都走入了一个误区：把群众运动与上层的斗争割裂开来；他们也不懂得北伐战争与民众运动也是互动的。

如此看来，对待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四种方法。两条路线是：一条是斯大林和鲍罗廷的路线，依靠蒋介石的单纯的军事北伐路线；另一条是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远东局）的路线，在不反对北伐的条件下（因为北伐已经胜利展开），主要依靠工农运和动国民党左派的路线。四种方法是：斯大林的方法是利用（实为依靠）蒋介石到底，打到北京；鲍罗廷看出蒋在打下南昌后有反苏反共倾向，开始在上层倒蒋；维经斯基主要依靠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但为保护中共，主张以国民党左派为主；陈独秀在屡次退出国民党、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的主张被推翻后，反对鲍罗廷的策略，执行远东局的方针，但对国民党左派不太信任，主要以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力量为主。就是说，他与远东局之间也有差异。

尽管如此，维经斯基还是比较支持陈独秀党中央的方针。他在1926年9月22日和10月22日两次写信或致电莫斯科，以北伐胜利造成的工农民众受压制、蒋介石军事独裁倾向加强的危机为理由，批评鲍罗廷“三二〇”以来对国民党上层“无条件退让”和“投降”的策略，要求“撤换鲍罗廷”，并准备推动上海工人武装暴动，争取建立“商人和城市民主派（即国民党左派——引者）”的政权，坚决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和豪绅”的斗争，并认为只有坚决斗争，“才不会吓跑国民党左派和城市民主派”。[17]

维经斯基的这些信和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震怒。因为三二〇事件对蒋介石的让步正是斯大林的政策，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也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在苏联国内严密封锁，不使其成为联共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口实。维经斯基偏偏要触动这块心病，斯大林自然不能容忍。此其一。其二，斯大林被北伐的表面胜利冲昏头脑，认为自己的策略是完全正确和成功的，早在9月23日，北伐军打到武昌时，他就在度假胜地索契欢呼“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18]所以，斯大林先后在10月29日和11月11日主持联共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严词拒绝维经斯基的主张和建议，批评他是“左的幻想”，说这种错误会吓倒国民党并“使它向右转结成联盟”；批评他“所建议的加剧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和豪绅的斗争，在现阶段为时过早和极其危险”；不准发动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批评发动农村斗争“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19]1926年10月，共产国际甚至致电中共中央，指示在北伐军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当进行土地运动，[20]而这时两湖地区的土地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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