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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4章（第1页）

[26]参见《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11月6日于上海，《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17～619页。

[27]《中央政治通信》，1926年9月15日，中央档案馆藏。

[28]《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1926年10月17日，《教育杂志》（伪装本），中共上海区委油印刊物。

[29]《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6日；《中共上海区委政治部政治宣传大纲》，1926年10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55、31页。

[30]《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588页。

[31]《中共上海区委各部书记临时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8页。

[32]《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

[33]《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向导》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陈独秀原名实庵。

[34]《向导》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

[35]《我即党与朕即国家》，《向导》第191期，1927年3月12日。

[36]《向导》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

[37]《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1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38]《中共上海区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27年2月1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15、118页。

[39]《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11号，1927年2月17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21～122页。

[4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5～27页。

[41]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第877页。

[42]瞿秋白：《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1927年2月24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55页。

[4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7号（特字号第50号）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23页。

[44]《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5号（特字号第48号）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04页。

[45]《上海来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1947，第140页。

十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中·1927）

筹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

从1927年2月23日上海工人“二暴”失败当天成立陈独秀为首的领导第三次暴动的“特别委员会”起，至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成功后的3月30日，特委会开会共31次，陈独秀参加了30次，而且在会上都有重要发言，重大决策都由他拍板决定。虽然因在革命高潮中，有的决定带有“左”的色彩，但由于身处在第一线，对复杂多变又险恶的形势估计，采取的决策和策略，陈独秀有正确的，也有失误，但与莫斯科基本错误的指导方针形成鲜明对比。

2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告上海工友书》，指出这次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反抗封建军阀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可惜上海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众太软弱没有决心”，致使工人“孤军深入”；但“这次罢工中主要的缺点是没有武装准备，没有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心”；号召上海工人加紧团结，扩大组织，准备武装，向新的斗争中去。[1]

当日晚，他在特委会议上，再次总结第二次暴动经验，准备第三次暴动时，又提出重要意见，强调“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集中浦东，因浦东码头工人及流氓都可训练”；浦东军队较少，“容易夺取武装”；一再强调武器来源是“夺取武装”，“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陈还指示党务工作“要尽量发展新同志，不好的淘汰掉。部委与工会方面缺少工作人才，现要重新分配”；人才来源于“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及“新的工人领袖之失业者”。[2]

陈独秀为什么如此强调工人“夺取武装”？因为莫斯科反对工人暴动，不给武器或购买武器的经费。早在1月21日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中，就莫斯科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写道：“关于武装城市工人的问题情况很不好，因为没有武器，也无从获得武器。”甚至在武汉也是这样，“工人们将请求政府给以武器以保卫革命和国民政府，几乎没有希望从政府手中得到武器”。[3]但是，莫斯科只热衷于给蒋介石的北伐军武器和经费，对共产党的要求不予理睬。陈独秀在特委会上讲话后的第二天，即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络部驻中国代表阿尔布列斯特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斯基的信中，更是急切呼吁：上海革命形势“非常好”，工人还“将举行罢工、示威游行，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是，“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手榴弹等，可是没有钱”；“几乎没有武器。这更糟”。[4]本来，在前一天的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亲自签署做出决定：“拨给上海的同志10万卢布”，但不到10天，即3月3日，中共中央准备发动第三次暴动时，莫斯科又撤销了这个决定。为什么出尔反尔？政治局会议记录上没有记载，但显然是因为得到了第二次暴动失败又要举行第三次暴动的消息和需要购买武器的要求。莫斯科以此再次表示反对中共继续举行暴动。因为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还同时做出一个决定：“必须提请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人员注意，目前中国革命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结，正经历一个危机时期，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开展群众运动的方针才能使革命取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则革命就会受到巨大威胁。”[5]这就是让赤手空拳的“群众运动”去对付“帝国主义军队的集结”。正是这样，使得陈独秀党中央不得不让工人自己千方百计地去夺取武器，在25日、26日的特委会议上，陈独秀甚至说：不要占机关，因我们无甚实力。“但兵工厂关系重要，仍要想法夺取”；“至于夺取武装，可以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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