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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4章（第1页）

为了澄清混乱，统一全党的思想，召开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酝酿和主导五大的指导思想，完全由莫斯科制定。甚至五大召开的提出，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大会文件的起草，到政治、组织等一系列决议原则的贯彻等，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执行的。可以说是中共诞生以来，共产国际干涉最广、最深的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党中央在这次大会上，除了挨批，就是被迫服从。而在会前的准备期间，他曾做了相当激烈的抵制。

首先，五大的指导思想是1926年11～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决定的。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制定了一条一百八十度转弯的“左”倾路线，与“九二八”指示制定的右倾路线完全相反。

这条“左”倾路线的要点是：（1）莫斯科对形势的估计，原来是反对北伐，现在却被北伐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帝国主义的统治实际上已在一半国土上被打垮了”，革命在整个中国已经胜利在望。这种观察，由于在遥远的莫斯科看中国，根本看不到帝国主义已经在革命阵营中找到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这个致命的危机。（2）对国民党的政策，原来指示中共在党政军中放弃领导权，现在则强调无产阶级要从已经变得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革命的领导权，特别在军队中共产党要“担任某些领导职务”。（3）对统一战线，原来强调要联合资产阶级，现在则说：“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就把资产阶级排除了。但又自相矛盾地批评陈独秀多次提出的“共产党应该离弃国民党的这种主张，乃是错误的”。而且主张“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原来指示不要参加国民党政府。（4）对土地革命，原来不准进行阻碍北伐的农村斗争，现在强调革命的“重点是土地革命”，否则“就会失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5）对革命性质和前途，原来强调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现在则提出革命发展的前途将“超越资本主义”，“走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斯大林说：“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建立与苏联结盟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的国家”。

这样就把全党的思想完全搞混乱了。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秘书的陈修良回忆这种混乱以及陈独秀靠边站的情况时说：

共产国际执委七大后，对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口号不大明确，是指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作为一个目标奋斗，当时都不了解，只有一个模糊的理解。我曾问过向警予同志什么是“非资本主义道路”？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说：“当时中央有两种不同的估计，一种人说：中国处在俄国的二月革命时期。还有一种人说：中国已经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争论不决。”当时由于对革命的阶段问题不明确，后来又对于苏维埃政权口号不理解，到底是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搞民主革命，说不清楚。

瞿秋白当时是中央的宣传部长，他对农民问题特别关心，经常讲这个问题，市委的干部训练班上也讲这个问题。他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权革命，也就是农民革命，任务是打到地主阶级，夺取政权，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看来也非当即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问题一提出，对于城市工作的任务是什么？就有争论了，城市里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谁？有分歧了。但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党中央没有听到公开的辩论，我们听到的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所提出的“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在实际行动上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在政治上的口号还是“国共合作到底”，其实内部的大分裂早在“四一二”事变后明朗化了。不过武汉还没有公开化，党内也并无什么组织上措施，在七月十五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反共以前，人们思想上还没有准备……甚至有不少在武汉政府工作的党员，大吃大喝之风相当盛行，女同志多喜欢找军人结婚，因为他们钱多，其中有许多是党团员。无怪1928年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时对我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当时武汉不少的同志大吃大喝，生活腐化，武汉政府不失败才是怪了。”可知人们思想的麻木到了何种程度！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陈独秀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瞿秋白很活跃，如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报告，俄国人——国际代表特别活跃，常常公开做报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他们都说：“中国革命正在高潮中，中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道路。”[9]

上述国际执委会七大决议精神，完全根据斯大林11月30日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10]

为什么说这是个“左”倾路线呢？

从理论上讲，当时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是革命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和惯性力；二是由于苏联总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中国”式的“友好邻邦”——“红色殖民地”；三是由于中共和工人农民的不成熟，一旦革命发动起来，也时时想在行动上超出“国民革命”允许的范畴。就农民运动而言，北伐战争的进行必须有农民群众的帮助。而农民一起来，首先要求减租减息，进而要求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本来是合乎逻辑的正当要求。但是农民要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和保住土地，又必须摧毁旧政权和旧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于是一场尖锐的农村革命就必不可免。而当时情况最为复杂和微妙的是，由于北伐军官家属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工农群众一起来闹革命，就直接触及他们的利益。曾在广东帮助毛泽东主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后任中共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陆沉，在当时就对维经斯基说：农民反对土豪劣绅“常常发生私自审判、处决豪绅的事件。在新阳县处死了45名绅士，部分是农民自己处死的，部分是交给县当局，在农民的压力下由县当局处死的。最近省农民协会处理了165名因从事各种反农民的活动而被农民逮捕的绅士。在该省中部和东部的一些县，村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农民协会手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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