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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3章（第1页）

关于以暴动夺取政权：如果“农运非暴动恐难发展”，“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为目的，此时尤不可以存‘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

关于夺取江苏上海城市政权问题：（王）“若飞对于江苏运动，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我当时曾表示不赞成。略说了几句，他似乎还不大以我的意见为然。这如果是他的自己的意见，望常委急需纠正！如是常委的意见，我提议要切实讨论估计，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

关于当前策略：“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单明了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了解，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

陈独秀担心这些意见不为党中央所接受，最后又坦诚地表示：“我见到于革命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16]

但是，指导了八一南昌暴动及其南征广州、指导了八七会议及全国各省的秋收暴动而连连失败的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党中央，根本听不进陈独秀的意见。12月9日，中央复函陈独秀，批驳了他的意见：

关于形势：国民党内部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已经不能巩固其统治”；“国民党的统治长久与否，全看民众暴动的力量能否汇合而成较大规模之胜利”。这就是说形势的好坏主要取决于革命主观的努力，而可以无视客观条件（如阶级力量的对比）。这是一种“革命万能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按照这样的逻辑，革命形势是可以人为制造的。

关于政策：对陈独秀的意见，“我们不能同意”！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四不”口号发动农民群众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农民群众不拿武器暴动，也决不能实行“四不”。

关于上海暴动：错误只在“以极少数勇敢工人之恐怖行动去‘扩大’斗争”。“这是一种变相的军事投机主义。”应当去真正发动群众，“从经济斗争真正引起群众的政治斗争。引起群众取得政权之必要的认识，而走上武装暴动”；“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

关于革命性质：坚持“中国革命是无间断性质的革命”，即“实行平民式的彻底的土地革命（完成革命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地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17]

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党中央根本听不进陈的逆耳忠言，又于12月11～13日，发动了广州暴动，又一次提出了“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罗明纳兹副手纽曼亲自参加了暴动的指挥。陈独秀获得此讯后，在13日午前，紧急致函党中央，认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并提出5条建议，企图予以正确引导：“在广州非战斗人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广州革命政府用“工农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不可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因为“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殊意义”；“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即谭平山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们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共产国际代表不要参加广州事变，等等。[18]

陈独秀虽然反对这次暴动，但暴动已经起来，如果还在一旁反对，泼冷水，则无济于事。他学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说“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但是，他又料定这次暴动肯定是要失败的，关键是如何使其减少损失，因此提出5条建议。自然，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是不会接受的。

在广州暴动领导人中，总司令叶挺曾提出与陈独秀相同意见：由于国民党援军就要到来，而暴动部队消耗很大，提议撤退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但却被国际代表纽曼所否定。纽曼说马克思主义的暴动原则是“进攻，进攻，再进攻”，指责叶挺向农村撤退的主张是政治动摇。最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到来，寡不敌众，总指挥张太雷也在战斗中牺牲，余部不得不撤出广州市区，暴动失败，一部分部队与海陆丰农民武装相结合。

但是，广州暴动的失败，并没有使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吸取教训，反而使他们走向更加极端。12月下旬，正是广州暴动失败后的余部向东撤退之际，中共中央常委会就广州暴动问题复函陈独秀，称暴动虽败，但“其他各乡之暴动可以趁军阀混战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据与再行汇合的局面”。关于革命性质与目标，仍强调“民权主义的独裁”在中国“其势非以共产党一党政权表现之”。[19]

陈独秀的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他还从已经成为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儿子乔年口中得知，中央还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这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而且回上海不久，瞿秋白因党中央人手不足，把黄文容调去做郑超麟助手，编辑新的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从此，他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十分痛苦和孤独。还好，乔年经常来看望他，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主张。但他对陈独秀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劝告父亲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于是，约有一年半的时间，陈独秀没有再给党中央提出过一条建议。不久，乔年与史静仪结婚，二位都是在当时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人人称羡。他们生了一个名叫“红五”的男孩。陈独秀很喜欢这个小孩，也算有了一点天伦之乐。可惜孙儿不久夭折，陈乔年又在1928年6月6日被捕牺牲。儿媳史静仪曾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委书记，为考虑安全，由组织安排，把乔年牺牲后生的遗腹女陈鸿寄养朋友处后，史再次赴莫斯科学习，后来他适。[20]陈独秀在政治上、生活上接连打击之下，重又陷于空前的寂寞与悲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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