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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次年初，胡适大约将此观点告知他二哥，并主张“中国须［第］三次革命”，结果遭到二哥痛斥，说他“丧心病狂”。时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北京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正高。二哥在4月22日回信中告诉他，革命党人在国内很不得人心，要胡适在思想上“痛与绝之，一意力学。否则为彼所染，适以自陷”。此后胡适的政治态度有明显修正。在1915年一篇题为《中国与民主》的文章和1916年给韦莲司父女的信中，他认为革命是进化过程中的必要阶段，而他对中国的革命党人也确实同情，但并不赞成当下即起一个革命，因为中国还没有造好政府的必要条件。胡适并不像革命党人那样担心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他指出，在中人以下者的心目中，“名”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广大的中国青年一代虽然并不确切了解共和是怎么回事，却长期怀有共和的梦想。”在胡适看来，帝制派虽也爱国，但他们和袁一样都属于过去，其所作所为对“少年中国”的进程不会有什么影响。“少年中国一直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奋斗；少年中国信奉民主，它相信获得民主的惟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3]这里已经出现了胡适以后公开谈政治的基本要素：他坚持共和，主张以实行民主来获得民主；如果有必要，胡适也能容忍革命，但前提是要有造一个好政府的条件。

换言之，胡适认为，中国的救亡不论是采革命还是改良的取向，首先都必须有可以革命或改良的基础。这就是他爱说的要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胡适这个思想的一个来源，大概是他的老师马君武在约1906年的《别中国公学学生》一诗中号召大家的：“合力救亡国，发心造远因。”[4]其根本基础则是胡适在前引澄衷学堂时写的文章中已表达出的从兵、学、财多角度全面竞争的民族主义思想。那时他就特别指出当时人读《天演论》侧重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也就是民族竞争的思想。胡适也是那些他希望在民族危机下能“投袂奋兴”的人中间的一个。国耻既因“学不能竞”，同时也表现于学子“无学”，他终于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读书人的观念，认为民族竞争最终是落实在“学战”之上，故在这方面下功夫最深。而他找到的“最后的解决”也就在此，其有意识的一面，重在思考文化碰撞与移入的问题；而其无意识的一面，就是忧国家之将亡而思解救之道。总而言之，是要造使中国不亡的远因；具体言之，就是为中国再造新文明。

余英时师已注意到，胡适在留学期间“所最关怀的正是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他这段时间的见解虽然在变，关怀的问题则始终如一。[5]如前所述，胡适在1914年已将中西之争视为两文明之争。他以为，在西人为世界造新文明时，中国尚在酣睡。面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的新文明势力，中国数千年之旧文明“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失败之余，只有“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中国从数千年“东亚文明之领袖”一变而为“弟子国”，在胡适眼中乃是“天下之大耻”“吾国之大耻”。胡适之所以要“非”留学，其根本原因就在留学是文化竞争失败即“学不能竞”的结果。

早在1907年，胡适在上海看轮舟快驰往来，“时见国旗飘举，但不见，黄龙耳。”[6]其忧国家之将亡的心情，与当年胡林翼在长江上看见外国轮船飞驶时如出一辙。1910年胡适去美国，船经日本，见日人因朝鲜被正式并入日本而狂欢。他目睹朝鲜亡国，想起中国情形不佳，心里不舒服。“船上有些同学上岸去看，我就没有上岸去。”这个港口不知是哪一个，因为他途经日本长崎、神户、横滨时，“皆登岸一游。但规模之狭，地方之龌龊，乃至不如上海、天津远甚。居民多赤身裸体如野蛮人，所居屋矮可打顶，广仅容膝，无几无榻，作书写字，即伏地为之。此种岛夷，居然能骎骎称雄于世界，此岂非吾人之大耻哉！今日韩已合并矣。韩之不祀，伊谁之咎？吾国人犹熟视若无睹然，独不念我之将为韩续耶？呜呼，伤已！”[7]

1911年3月，二哥来信说到他在东北“细察情形”，发现“日人事事布置周密，所未成熟者，不过十分之一分。将来此一分全满后，恐东三省地图之颜色又将改变”。胡适在两三天后致友人的信即“颇多感喟之言，实以国亡在旦夕，不自觉其言之哀也”。他自己在日记中说，连日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其所和朋友诗已有“应怜何处容归鹤，只有相携作鬼雄”的句子。这正是他所说的“天涯故人，时念故国”的深情之表露。日本的威胁也使他认识到“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8]

胡适所至外国，凡有所见，必与中国相比。以他在上海做“新人物”的经历，应该读过一些晚清人所写的日本习俗正是中国古俗的文章。今竟以“岛夷”蔑视之，不知是否因为中国公学那些留日学生的水平使他先存对日本轻视之心。胡适一生对西方那种又羡慕又忌恨的心态最多只是若隐若现，但对曾向中国学习，如今却学西方且颇成功的日本，则在羡慕仇视之余，还带有几分轻蔑。不过他也曾读过晚清人关于“黄白种争”的言论，在更广义的东西方文化之争中，同为黄种的中日，又应当是盟友。此时他了解日本尚少，到美国后见日本的强大，逐渐认为日本是“完全欧化之国”，开始重视日本。胡适感到“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是大误，曾下决心要好好研究日本文化。[9]后来归国后接触了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等留日生，1927年又再游日本，眼见其进步之速，远非中国可比，他对日本的观感就更加大不一样了，但对日本终存某种程度的小视之心。而胡适对日本的观感变化，多少都透露出他对西方态度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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