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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周齐兵事（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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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周齐兵事

当高欢、宇文泰之世，东西仍岁战争，而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及文宣篡魏，宇文泰遂以其年东伐。盖以有辞可藉，姑出兵以尝之也。是岁，九月，泰发长安。时连雨，自秋及冬，诸军马驴多死。十一月，至陕城。于弘农北造桥济河。

文宣亲戎，次于城东。晋阳城东。泰闻其军容严盛，自蒲坂还。河南自洛阳，河北自平阳以东，皆入于齐。尔后八年，西魏用兵于南，取蜀，陷江陵；齐则用兵于柔然、突厥、奚、契丹；魏、齐初无甚争战，盖彼此皆知敌之无衅可乘也。

陈敬帝大平元年，齐天保七年，魏恭帝三年。宇文泰死。《北齐书·文宣纪》云：“尝于东山游燕，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于御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将事西伐。是岁，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为度陇之计。”此乃侈辞。沙苑之战，神武尚致丧败，况西魏此时，立国已久，根基已固邪？文宣盖亦明知其事之难，故兵竟不出也。

明年，陈武帝永定元年，齐天保八年，周闵帝元年。周闵帝篡魏。

又明年，陈永定二年，齐天保九年，周明帝元年。三月，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降于周。北豫州，治虎牢。消难，子如子也。尚神武女。在州不能廉洁，为御史所劾。又与公主情好不睦，主谮诉之。文宣在并，驿召上党王涣，涣斩使者东奔，朝士私相谓曰：“上党亡叛，似赴成皋，若与司马北豫州连谋，必为国患。”言达文宣，文宣颇疑之。消难惧，故降周。周使达奚武、杨忠拔之以归。此亦徒得一齐之叛臣耳。

又明年，陈永定三年，齐天保十年，周明帝武成元年。齐文宣死，孝昭立，《纪》谓其意在顿驾平阳，为进取之计。按《北齐书·卢叔武传》云：叔武，《北史》作叔彪，实名叔虎，避唐讳。肃宗即位，召为大子中庶子，问以世事。叔武劝讨关西，曰：“强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贫。大齐比之关西，强弱不同，贫富有异，而戎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于不用强富也。

轻兵野战，胜负难必，是胡骑之法，非深谋远算，万全之术也。宜立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深沟高垒，运粮积甲，筑城戍以属之。彼若闭关不出，则取其黄河以东。长安穷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万以上，不为我敌。所供粮食，皆出关内。我兵士相代，年别一番；谷食丰饶，运送不绝。彼来求战，我不应之；彼若退军，即乘其弊。

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来往，实有艰难，与我相持，农作且废，不过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纳之。又愿自居平阳，成此谋略。令元文遥与叔武参谋，撰《平西策》一卷。未几，帝崩，事遂寝。此《本纪》之言所由来也。

案关、陇户口，或较少于东方；然西魏之地，本逾函谷，扼三鸦，攻守之计，非但蒲津一路；况周是时，已取全蜀，并襄阳，兵馕所资，又岂必专恃关、陇？则叔虎之言，亦失之夸矣。然使孝昭在位，虽不足言兼并，或可与周相抗，孝昭死而武成荒淫，志不在敌，至后主昏乱弥甚，于是东西构兵，只有东略之师，更无西入之计矣。

陈文帝天嘉二年，齐武成之大宁元年，而周武帝之保定元年也。周于玉壁置勋州，以韦孝宽为刺史。

案东魏及齐，国都在邺，其兵马重镇，则在晋阳。自潼关东出，取洛阳，度河北上，以摇动邺与晋阳较难，而自蒲津度河东出较易；自东方西入，欲图摇动长安者亦然。故神武之攻西魏，始终重在汾北；周武帝亦卒出此而后成功；而此时齐孝昭欲顿驾平阳，周亦注重于此一路之防守也。

四年，齐河清二年，周保定三年。九月，周杨忠率骑一万，与突厥伐齐。十二月，复遣达奚武率骑三万出平阳以应忠。武成自邺赴救。明年，陈天嘉四年，齐河清三年，周保定四年。正月，杨忠至晋阳，战，大败。齐段韶追之，出塞而还。

《周书·杨忠传》云：朝议将与突厥伐齐，公卿咸曰：“非十万不可”，忠独曰：“师克在和，不在众，万骑足矣”，与《本纪》言忠率骑一万相合；而《齐书·本纪》言：忠率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余万人；《段韶传》言突厥从北结阵而前，东距汾河，西被风谷；山名，在大原西，接交城县界。则周兵寡而突厥颇众。然《韶传》又言：周人以步卒为先锋，从西山而下；而《杨忠传》谓突厥引上西山不肯战；则突厥此役，实未与于战事，故杨忠以寡弱而败也。

《北齐书·武成纪》言：突厥自恒州分为三道，杀掠吏人。《周书·杨忠传》言：突厥纵兵大掠，自晋阳至栾城，后汉县，晋省，魏复置，北齐又废，在今山西栾城县北。七百余里，人畜无遗；则周虽丧败，而齐之受创亦深矣。齐使斛律光御达奚武。武闻杨忠败，亦还。武成归宇文护之母以通好。突厥复率众赴期，护不欲行，又恐失信突厥，或生边患，不得已，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暨秦、陇、蜀之兵，诸蕃国之众，凡二十万，十月，复东征。

至潼关，遣尉迟迥以精兵十万为先锋。权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县瓠。杨檦出轵关。大行八陉之一，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护连营渐进，屯军弘农。尉迟迥围洛阳。十二月，与齐救兵战于邙山，大败。

《周书·宇文护传》云：护本令堑断河阳，遏其救兵，然后同攻洛阳。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惟斥候而已。直连日阴雾，齐骑直前。围洛之军，一时溃散。惟尉迟迥率数十骑扞敌，齐公宪又督邙山诸将拒之，乃得全军而返。

《齐炀王宪传》云：晋公护东伐，以尉迟迥为先锋，围洛阳。宪与达奚武、王雄等军于邙山。自余诸军，各分守险要。齐兵数万，奄至军后。诸军恇怯，并各退散。惟宪与王雄、达奚武拒之，而雄为齐人所毙，三军震惧。

《达奚武传》言：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武欲还，固争未决。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骇动，若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旅久矣，粗见形势，大王少年未经事，岂可将数营士众，一旦弃之乎？”宪从之，乃全军而返。

《齐书·段韶传》云：尉迟迥等袭洛阳，诏遣兰陵王长恭、大将军斛律光击之。军于邙山之下，逗留未进。世祖召谓曰：“今欲遣王赴洛阳之围，但突厥在北，复须镇御，王谓如何？”韶曰：“北狄侵边，事等疥癣，西羌窥边，便是膏肓之病，请奉诏南行。”世祖曰：“朕意亦尔。”乃令韶督精骑一千，发自晋阳。五日便济河。韶旦将帐下二百骑，与诸军共登邙阪，聊观周军形势。至大和谷，邙山谷名。便直周军。即遣驰告诸营，追集兵马。乃与诸将结阵以待之。韶为左军，兰陵王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周人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战。韶以彼徒我骑，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下马击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溃。其中军所当者，亦一时瓦解，投坠溪谷而死者甚众。洛城之围，亦即奔遁。尽弃营幕。从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物，弥满川泽。

综观诸传之文，周军当日，实以斥候不明而败，谓其未断河阳之路，尚属恕辞。何者？长恭与光，至邙山已久，并非仓卒奄至也。至已久而逗留不进，必待段韶迫之，然后能战，则齐之将帅，亦并无勇气，而周竟丧败如此，谓其同于儿戏，亦不为过矣。此实由元戎威令不行，诸将治军不肃，有以致之，《宇文护传》谓其性无戎略，信哉！

时权景宣已降豫州，闻败，亦弃之。杨檦以战败降齐。杨忠出沃野，应接突厥，闻护退，亦还。周与突厥无能为如此，而武成一遭侵伐，即急还护母以言和；《段韶传》言：宇文护因边境移书，请还其母，并通邻好。世祖遣黄门徐世荣乘传周书问韶。韶以“护外托为相，其实王也，既为母请和，不遣一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据移书，即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见，且外许之，待通和后，放之未晚。”不听。

《周书·护传》言：护报阎姬书后，齐朝不即发遣，更令与护书，要护重报，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议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齐，移书未送而母至，则齐终据护私书而还其母也。亦可见武成求和之亟矣。邙山捷后，亦不闻乘胜更有经略；其无能为，实更甚矣。

陈废帝光大二年，齐后主天统四年，周天和三年。两国遂通和。是岁，武成死。宣帝大建元年，齐天统五年，周天和四年。周盗杀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齐，孔城，后魏新城郡治，在今河南洛阳县南。两国衅端复起。齐兰陵王长恭、斛律光，周齐王宪等互争宜阳及汾北之城戍。至三年齐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四月，而周陈公纯等取宜阳，六月，齐段韶取汾州。

然初无与于胜负之大计；而此数年中，两国使命，亦仍相往来；则特疆埸上衅而已，《周》《齐》两书诸列传，侈陈战绩，乃邀功、夸敌之辞，不足信也。是岁，九月，段韶卒。明年，陈大建四年，齐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三月，周杀宇文护。六月，齐杀斛律光。

《周书·于翼传》曰：先是与齐、陈二境，各修边防，虽通聘好，而每岁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获。高祖既亲万机，将图东讨，诏边城镇并益储偫，加戍卒。二国闻之，亦增修守御。翼谏曰：“宇文护专制之日，兴兵至洛，不战而败，所丧实多。数十年委积，一朝麋散。虽为护无制胜之策，亦由敌人有备故也。且疆埸相侵，互有胜败，徒损兵储：非策之上者。不若解边严，减戍防，继好息民，以待来者。彼必喜于通和，懈而少备，然后出其不意，一举而山东可图。若犹习前踪，恐非荡定之计。”帝纳之。于是周、齐之争，内急而外缓，而齐人是时，荒纵已甚，敌皆能识其情，而陈人经略之师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