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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海日记（第3页）

张洁为这次讲课做了最精彩的结尾。

走出会场，林教授向我们表示歉意，认为那个学生的提问不礼貌，也不得体。我却哈哈一笑，表示应该感谢那个学生。因为我觉得这堂课对我来说也很有收获。我回国后也许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只是不理解那个学生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这样干，出风头，表现自己？还是想迎合某种东西？岂不知这样一闹反而逼得他的教授不得不为他的举止向我们道歉。我心里隐隐有点不舒服，也许应该由我们向两位美国教授道歉。

这时有两个刚才听课的中国留学生追上我们，一个叫苏炜，一个叫葷阳声，他们也有些愤愤然，觉得都是中国人，何必要在这种场合给自己的同胞出难题，结果反倒把自己弄得很难堪！我不愿再提这件事，那个小伙子够可怜的了。便岔开话题，问起他们的留学生活。原来这两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小董在上海复旦大学上学的时候曾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叫《炮兵司令员的儿子》，当时在上海颇有影响。这样一耽搁，我们赶到招待会上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致词”、“答词”一类的程式已经表演过去了，光剩下喝酒聊天了。

从美国各地专程来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的美方代表也都到齐了，两国作家想必已经互相做过介绍了，三三两两，或坐或立，谈得正热闹。我刚才讲话够多了，现在不想说话，只想喝点饮料，休息一下。和主人见过面，寒暄几句便来到客厅外面的花园里，绿荫下摆着几套白色桌椅，清静幽雅。我从侍者的托盘里挑了一杯冰镇苹果汁，正想找个座位坐下，有一位美国妇女向我示意，她身边正好有一个空位子，我表示了谢意，然后坐下去。

“您是蒋子龙先生？这位是AnnieDillard。”一位华人学者自动充当了翻译。

“噢，久仰！听说去年您到中国访问过了？”我嘴上说着客气话，脑子里飞快地映出以前看过的有关这位女作家的材料:可能是1945年出生，我记得最清楚，她是这次参加会议的美国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我是中国团中年纪最轻的，这可真是碰巧了。

安妮‘蒂乐德是宾夕法尼亚人，毕业于弗吉尼亚州的何林斯学院，在西华盛顿州立大学讲授过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曾是美以美教会大学“杰出的客座教授”。写过五本书，其中《丁克溪的朝圣者》一书为她臝得了荣誉，获1974年的普利策奖。此外还接受了其他一些文学奖励，她好像同中国的许多女作家一样，也是文学上的幸运儿。

“我不懂中文，只能读英译本，觉得《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是最好的作品……”安妮单刀直入谈到了我的作品，使我感到被动，因为她的著作目前还没有译成中文，我只看过一些内容提要，那不算阅读，无法对等地交换对彼此作品的看法，只能聆听她对我的批评。便说：

“我曾接到过美国读者的来信，很想听您对我的作品谈点具体的批评意见。”

《日记》的成功有三条，使我感受很深刻。一，人物是复杂的，不像有些中国作品里人物那样简单；二，技法是现代的，节奏很快；三，语言简炼，富于幽默。”她的神情是真诚的，也很会说话。这叫反话正说，此三条的对立面不正是我另一些作品里的不足吗？她不说出来，却让我想到了。

没料到我和第一个相识的美国作家就这样以文学作桥梁，很快沟通了思想和感情，建立起友谊和信任。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作家，在文学上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们谈得很愉快，安妮兴之所至，当场用钢笔为我画了一张画。并告诉我，她学过美术，很想为我画张像，又怕画不像，于是画了一幅抽象画。我是看不懂她的画，她自己是不是能解释清楚那幅画的意境，我看也没有把握。

我来不及再跟其他美国作家交谈，就不得不告辞出来，坐进汽车跟大家一起到一个剧作家家里去参加另一个宴会。

还好，主人所以这样安排了一个接一个的酒会，主要目的并不是只为了塞饱两国作家的肚子，而是以吃为辅，以谈为主。以酒菜为媒介，便于感情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我和美国工人诗人加里？斯奈德几乎是一见如故，很容易就把双方感情的距离拉近了。这次我俩的交谈却不是从文学开始，而是从各自的生活经历谈起。“工人诗人”是他自称的，而且强调自己当过伐木工、护林员、油船水手、电焊工等，现在是个农民。是“体格强壮的流浪汉”和“能够吃苦耐劳的无产者”。在这样的场合，周围是这样一群人，他用庄重的口吻这样介绍自己，使我感到惊奇和钦佩。他甚至指着剧作家豪华的客厅、丰富的饭菜幽默地对我说：“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不知为什么被他们抢来了。他们是吸血鬼、资本家。”

加里？斯奈德于1951年在里德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在这期间他还曾到印第安人部落里生活了几个月，他在精神上体验到一种需要——要把生活中美好、超然、粗野和丰富的精力加以神化。这成了他创作诗歌的一个动机。他先后出版过八部诗集，多是描写美国西部风景，让自己返回自然，寻找超世的经验。

“我的诗为人民服务，为被压迫的生物服务，甚至为非人的生活服务。”他这样对我说。当他受到政治和生态问题压迫的时候，他是个理性主义者，在诗里提出争取生存的办法。当他寻求人类生活原始的典型的神秘格局的时候，他是位浪漫主义诗人。

他对东方的事物兴趣很大，曾将中国的诗篇和日本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还是大乘——金刚乘口传教义的佛教徒，他到过印度，在日本生活了十二年，和日本作家共同研究中国文化，他想把东方的神秘主义移植到美国的乐观主义上来。

谈起诗，他更是滔滔不绝了，他说诗应该表现“心灵的源泉，动物的魔力，独居时的想象力。令人恐惧的初生和再生。”要表现“作为人的动物，要去寻找舞蹈的疯狂般的自由、沉默和孤独中的启示……”

酒使得这个表面上沉静，甚至有几分腼腆的诗人诗兴勃发，同时又把他身上那种旧文化反叛者的狂劲也燃烧起来了！他毫不客气地把今天请我们吃饭的主人称做“富有的穷人”，他说“他们的精神上是贫穷的”。他吃着人家，还要骂着人家。这种美国式的直率，叫我喜欢。

我把话题又引回到他的经历上来，他告诉我1968年和一个日本女子结婚，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又迁回美国。他丰富多采的生活背景和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反复表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非常想到中国去，却一直未能去成。

我深为他惋惜，随口而答：“这太遗憾了”

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轻轻地拉我衣袖，回头一看是我的一位女同胞，她善意地小声提醇我：“什么事呀，你竟用‘遗憾，这个词儿，在外交场合这是表示一种抗议……”

真叫我哭笑不得，只好轻声对她说：“这不是外交谈判，这是作家交谈，我有自己的头脑和嘴，请你好好照顾自己吧。”我感到兴趣索然，决定回国后一定要写那篇文章——《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

饭后，主人弹起了钢琴，有人随着音拍敲响了手鼓，摇起了碰铃，其他美国作家又唱又跳。他们热闹一番之后要求中国作家唱歌，作家应该多才多艺，我知道冯牧唱程派青衣那是很有功夫的。只是没有京胡伴奏，不知他怎样起调？

等了半天没人开口，刚才还是十分热闹的客厅里立刻变得气氛尴尬。我们出国前做了很多准备，就是没有准备到美国来还会叫我们唱歌。我在代表团里是最小的一个作家，正好可以躲在后边不吭声，叫他们大将在前边顶吧。

美国朋友一再鼓掌，沉默的越久，我们的处境越狼狈，大将们你看我，我推你。我心想：坏了，自己不应往后躲，大将们应该去打“大仗”，这种噃歌跳舞的事理应由我这个小兵出头。于是我站出去唱了一首“山西民歌”：

人人呀都说我们两个好，

阿弥陀佛天知道。

第一次去找你，你不在，

你妈妈说你去挖苦菜；

第二次去找你，你又不在，

你们家的大黄狗咬了我的裤腰带；

第三次去找你，你还不在，

你妈妈打了我两锔盖；

第四次去找你，你老不在广

你妈妈说你进了棺材！

懂中文的朋友哈哈一笑，总算圆了这个场。没想到在回来的路上，安妮？蒂乐镩要我教她唱中国民歌。她的语言我不懂，我的语言她不懂，这可难住了我。好在这时候汽车里响起了轻轻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可能是谢恒（中国住旧金山总领事馆的领事）、聂华苓、张洁、梅缵月几位女士在唱，总算给我解了围。

九月二十一日

卡曾斯和他的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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