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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诗人并不生活在声色犬马的现实世界里，他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异乡人和梦游者，他真正的生活场所是他的内在世界，他孜孜不倦地追寻着某种他相信是更本质也更真实的东西。这种东西在现成的语言中没有对应之物，因此他必然常常处于失语的状态。可是，他不能没有对应之物，而语言是唯一的手段，他只能用语言来追寻和接近这种东西。所以，他又必然迷恋语言炼金术，试图自己炼制出一种合用的语言。在这意义上，诗人每写出一首他自己满意的诗，都是一次从失语症中的恢复，是从失语向言说的一次成功突进。

诗人从爱情中所能收获到的果实不是幸福的家庭，而是艺术。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

诗写感觉和心情。我们的感觉和心情常常是由具体的人和事引起的，其中哪些值得写，哪些不值得写，或者说，怎样辨别它们有无艺术价值呢?我提出一个标准：倘若除去了具体的人和事，那些感觉和心情显得更美了，就说明它们捕捉到了人性的某种秘密，所以具有艺术感染力和艺术价值;相反，则说明它们只是与具体的人和事纠缠在一起的凡俗心理现象，仅对当事人具有日记的意义，在艺术上却毫无价值。

我是在读海涅的诗时想到这一点的。他的佳作都属于前者，败笔都属于后者。

幼儿常常口吐妙语，但都随风飘逝，没有人长大后能够回忆起来。等到在老师家长的教诲下开始写分行的句子时，写出的多是幼稚的模仿。自发的写诗也是始于模仿，但不再是按照老师家长的教诲，而是缘于自己的阅读。最有意义的模仿不是对技巧的模仿，而是产生了一种冲动，渴望像正在阅读的诗人那样，用诗歌来说自己的心事。在这个时刻，一个可能的诗人诞生了。

很久不写诗了。仔细想想，这是一种损失。写诗会促使人更细腻地观察眼前的景物，寻找最确切的语词表达自己的感觉。一种景物，往往会唤起许多生动的比喻和象征。不写诗的人，语言的贫乏的，粗糙的，而这也导致了感觉的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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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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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真理一直在我的心中寻找能够把它说出来的语言，我常常觉得快要说出来了，但是一旦说了出来，却发现仍然不是。

读许多前人的书的时候，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曾经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那么，世界的真理始终是处在快要说出来却永远没有说出来的边缘上了，而这就证明它确实是存在的。

对于写作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真正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文字功夫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而不是在它之外锤炼的。

因此，我主张写自己真正熟悉的题材，自己确实体验到的东西，不怕细小，但一定要真实。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到一定的程度，就能从容对付大的题材了。

海明威的启发。写景，要写自己真正看到的，如此写出的往往不华丽。那些写得华丽的，其实是写自己认为应该看到的，而非真正看到的，是用辞藻填补和掩饰自己的没有看到。

托尔斯泰说：在平庸和矫情之间只有一条窄路，那是唯一的正道，而矫情比平庸更可怕。据我看，矫情之所以可怕，原因就在于它是平庸却偏要冒充独特，因而是不老实的平庸。

一个好的作者，他的灵魂里有音乐，他的作品也许在谈论着不同的事物，但你仿佛始终听到同一个旋律，因为这个旋律而认出他，记住他。

好的作家生活在自己的韵律之中，因此能够不断地唱出自己的新的歌曲。那些没有自己的韵律的作家，他们唱不成调，唱得最好时是在模仿别人。

是否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出一个真理，这不只是表达的问题，而是决定了说出的是不是真理。世上也许有共同的真理，但它只存在于一个个具体的人用心灵感受到的特殊的真理之中。那些不拥有自己的特殊真理的人，无论他们怎样重复所谓共同的真理，说出的始终是空洞的言辞而不是真理。

我们试图通过写作来把不可挽留的生活变成能够保存的作品，可是，一旦变成作品，我们所拥有的便只是作品而不复是生活了。

写作与思考的关系‐‐

有时候，写作推动思考，本身是或者愉快或者艰难的思考过程。

较多的时候，写作记录思考。如果在记录时基本未做修改，则那些思考或者是成熟的，或者是肤浅的。

最多的时候，写作冒充思考。当然，这样一来，同时也是在冒充写作。

我当然不是一个脱俗到了拒绝名声的人，但是，比名声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我必须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个自由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保持这样一种内在状态，我在写作时才能真正品尝到精神的快乐。无论什么东西威胁到了我所珍惜的这种内在状态，我只能坚决抵制。说到底，这也只是一种权衡利弊，一种自我保护罢了。

为自己写作，也就是为每一个与自己面临和思考着同样问题的人写作，这是我所能想象的为人类写作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

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中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写作本来是最自由的行为，如果你自己不想写，世上没有人能够强迫你非写不可。对于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最让我满意的回答是：因为我喜欢。或者：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写。

我所说的独立的读者，是指那些不受媒体和舆论左右的人，他们只用自己的头脑和心来阅读，我的作品从来仅仅是诉诸他们的，我也仅仅看重他们的反应。

我写作时会翻开别人的文字，有时是为了获得一种启发，有时是为了获得一种自信。

对于表达的晦涩和明白不可一概而论。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因为内容过于艰深而造成的晦涩，也有因为作者自己似懂非懂、思维混乱而造成的所谓晦涩。同样，有蒙田、叔本华那样的既富有洞见、又显示了非凡语言技巧的明白，也有内容苍白、让人一眼望见其浅薄的所谓明白。我相信，一个诚实的哲学家，无论思想多么深刻复杂，总是愿意在不损害表达准确的前提下力求明白的，决不会把晦涩本身作为一种价值来追求和夸耀。

衡量任何精神作品，第一标准是看它的精神内涵，包括深度﹑广度﹑创新等等，而不是看它是否容易被读懂。精神内涵差，不管容易不容易懂都不好。精神内涵好，在不损害这内涵的前提下，我认为容易懂比不容易懂要好。形式往往给人以错觉，譬如说，有的作品的确非常难懂，可是你一旦读懂了，会发现它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有的作品看似好懂，可是你读进去了，会发现其实离读懂它还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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