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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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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当阿历克谢&iddot;马克西莫维奇&iddot;高尔基死于莱温之手的时候，医学博士莱温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阿&iddot;马&iddot;高尔基的最后时日》。他在此文中写到了伟人的死，伤心、哀叹他伪善地、假仁假义地、口是心非地写道：&lso;伟大人物的生与死都如同伟大人物那样。&rso;&lso;如同伟人那样生与死！&rso;莱温没有补上：&lso;是死于这篇悼念文章的作者、一个卑鄙的杀人犯之手！&rso;&rdo;（24）不仅如此，维辛斯基甚至能够在莱温的悼念文章中挖掘出他的罪证。文章中有这样的话：&ldo;在我对阿历克谢&iddot;马克西莫维奇10年的医务观察中，这是他第6次患流感。每一次，流感必然有支气管炎和卡他性肺炎的并发。&rdo;维辛斯基由此引伸道：&ldo;这就是说，莱温已经清楚地知道，他在阿&iddot;马&iddot;高尔基与疾病的斗争中，可以朝哪个方面寻求并发症。杀人犯就这样道出了杀人的秘密。&rdo;（25）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任何有经验的医生都能被指控为杀人犯。世界上竟有如此强词夺理的诡辩。最后，总检察长维辛斯基谈到了法律问题：&ldo;犯罪学家们中间有一种意见，说共同犯罪需要具备每个罪犯和共谋者对每一项罪行的共同同意和故意参加。然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从来未被采纳和实行过。它是狭隘的和不切实际的。生活要比这种观点更广阔。&rdo;（26）他要求把除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以外的所有被告都判处死刑。他恶狠狠叫道：&ldo;把他们像恶狗一样枪毙掉！我们的人民只有一个要求：把这些可恶的畜生轧个粉碎！&ldo;时间在流逝，可憎的叛徒们的坟墓将会杂草丛生而我们，我们的人民，将会在扫除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污垢垃圾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大步前进，在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前进，前进，直到共产主义！&rdo;（27）布劳德和科莫多夫作辩护发言，其内容与公诉人的发言并没有多大不同。不过，他们认为医生们的罪过应该由雅哥达来承担。接着，被告们挨个作最后的发言。在法庭上称&ldo;最后的陈述&rdo;。人们的最后的话虽然内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全体被告都对自己进行了谴责，包括布哈林和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在内，没有一个被告否定自己有罪。别索诺夫承认自己有罪，但着重指出他在被怀疑时仍自愿回国这一点。伊万诺夫指出布哈林没有彻底认罪，时至今日仍企图保存他的反革命余孽，以图后举。克列斯廷斯基虽然承认有罪，但仍为自己作了明白而坦率的辩护。他回顾了自己光辉的历史，指出他从1901年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此后他在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里担任领导工作并多次被捕；他曾经是列宁在组织方面的助手。我们前面曾提到替身之说。作最后陈述的克列斯廷斯基肯定不是替身，因为他又回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再次激愤地指出，关于公诉书中所说的恐怖活动罪，他是在看到公诉书的副本时才知道的。他明确表示，他不能容忍参与杀害高尔基的行动，他对杀害高尔基的事情事实上一无所知。李可夫站起来说话时，脸色像纸一样地白，声音发颤，但他在笼统地认罪的同时，仍对自己作了令人信服的辩护：&ldo;然而，国家公诉人指控我犯下了我并没有直接参加的罪行，因此我对此不能予以承认。这一指控说我作出决定或下达了关于杀害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斯基、高尔基、佩什科夫的指示。公诉书详细叙述了在这方面对我提出的罪证，这些罪证是以雅哥达对叶努基泽的揭发为根据的。而在法庭审讯中，关于揭发我的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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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再也没有提出杀害基洛夫一案曾是两次审判审理的问题。出庭的有该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也有该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不记得当时提到过我的名字。&rdo;然后，李可夫对法庭审理的失当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把对他参与恐怖案的起诉与20年前所谓谋害列宁一案的审理作了对比。他说，在审理谋害列宁一案时，起诉人提出了证人，进行了对质，听取了犯人在法庭上的供词。接着，李可夫质问说，为什么对所谓他参与杀害上述5位要人的案件就可以根据间接罪证而做出结论呢？李可夫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ldo;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否认我参与这5人被害案的罪行。&rdo;（28）李可夫还指出他在被捕前一直认为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直到走上法庭他才知道伊万诺夫这样的人属于他领导的反革命组织。不过，李可夫最后仍在原则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过，认为自己的罪责当然是具体事实上的失真所不可比拟的。他还呼吁没有被捕的右派分子尽快地放下武器。李可夫的最后的话实际上否定了他的罪行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他的论据是非常有力的，但是法庭对此根本不予理会，因为法庭根本不是按照被告的供词和说明定罪的。拉科夫斯基没有像李可夫那样在绝望之中也要作出绝望的说明，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并且表示他愿意容忍这种绝望。他说，他是在法庭上才知道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的，并且他是在法庭上才认识一些被告的，但是即使他说明这个事实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觉得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他承认了对他的全部指控，并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抨击。罗森戈尔茨还在儿童时代就为党组织保存过秘密材料。他在最后陈述中，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经历，谈起了他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所做的事情。正是他，首先在莫斯科鼓动起一支军队起而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内战的炮火连天的岁月，他曾亲临最艰苦的地区完成党交给他的最复杂的任务。可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依据莫须有的罪名，竟然要求判处这样一个革命干部死刑。历史的逻辑有时竟是这样地被扭曲：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鹰犬竟然能够在名曰人民法庭的讲坛上摇唇鼓舌，来谴责和起诉他这样的革命者。像他这样忠诚不渝的革命战士，却被迫在自己用鲜血造就的革命政权面前，承认犯下了滔天大罪，要被他视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而被判处死刑。可以想见，他这时的心情该是何等地痛苦。这是一个革命家面对沙皇、白卫匪帮时所怀有的壮怀激烈的感情所无法比拟的。但是，面前的法庭毕竟是以人民的和革命的法庭的面貌出现的。他从来没有想到也根本不可能去想，他在什么时候对抗人民的意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尤其不能这样做。他必须谴责自己，把自己咒骂为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他必须忍受他根本不该忍受的最大屈辱。于是，罗森戈尔茨在最后陈述中声明，他不要求减轻对他的严厉的判决，他认为那是他不配得到的。他在面临死亡时竟然还必须把自己打成反革命，并说这是罪有应得，而不能向党和人民说上一句真诚的话，披露真情，公正地申明他根本不是人民的敌人。这时，他的纯洁的心灵该是受到了何等的煎熬！他说：&ldo;这并不意味着我离开美丽的苏维埃国土而不感到痛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美丽的新蓓蕾，有了布尔什维克培育的新一代。在我们苏联兴起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建设高潮。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已经硕果累累，离开祖国的痛苦就更加深了。我们现在第一次有了一种生活，一种充满活力、绚丽多彩的生活&rdo;随后，使大厅里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是，罗森戈尔茨讲完了这些话便唱起了歌。他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和列别杰夫‐库马奇作的一首著名歌曲。这首歌无论是词意和曲调以及它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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