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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建筑与风水（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七节

建筑与风水

传统中国的建筑，无论是城市、皇家的宫殿，士大夫的居宅、园林，还是一般的民居，除了受到来自官方礼制和法律的约束以外，还与民间一直流传的风水之说密切相关，并由此而形成一些与建筑相关的习俗。

在明代，无论是营建城池，还是宫室，无不与风水学说相关，而将风水应用于建筑物的营建过程中，除了出于福荫后人这种观念之外，其实更是为“生人计耳”，

也就是为活着的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与生活环境。

一住宅风水学说及风俗

一般认为，自周以后，才出现堪舆之说，而且多用之于建造都邑。如《尚书》所谓“达观于新邑，营卜瀍涧之东西”，《诗经》也说“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如此等等，均属其例。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古代的风水择吉术，完全可能是脱离五行而存在，而通常所使用的是简单的天文学原理与数字幻方。换言之，在中国建筑风水术上，八宅或洛书之数的组合应该早于五行之说。

明代城市位置的选定乃至建设，也非常讲究风水。明初定都金陵，当然有其特殊的考虑。但从风水上来说，在晚明已经不断有人对其提出批评，主要有郑晓、顾璘。他们的依据是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秦淮河又是西注，与风水学上的“砂关琐”不相应，根本不宜作帝王之都。这是一种看法。而顾起元的看法正好相反，他对金陵城的风水有独到的见解。

尽管顾起元对金陵城的垣局与他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金陵城的风水，是以逆水而结气力，与中穿而落者，稍觉不同，而金陵城缘江翊卫，也终究稍嫌单薄，的确不如北京城的雄壮而厚大。谢肇淛认为，金陵不宜作为帝都这种看法尽管有些太过，但天下犹如人的一身，帝都之建，即使不在元首，也应该在胸，如明代这样大一统的帝国，金陵正好在左腋下，何以运转四方。一般认为，天之北极，属于人君之位，必须正中而近北。而北京正好与此说相近。

明代自成祖时迁都北京，尽管其原因相当复杂，但确实也有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

晚明学者对南北两京从风水上进行论证，无非也是为了说明迁都的正确性。

北京城同样有风水的存在，而且终明之世，明朝廷对北京城的风水也进行了刻意的保护。按照一般的说法，北京城的西北，“俱堪舆家当忌”，是朝廷的风水之脉，所以当时对玉泉洑流的上游就下令加以保护，禁止在西山凿石挖窑。

开封城的营建，很多就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开封城的地脉，原自西来，所以只有西门是直通的，其他四门全是屈曲旋绕，其目的就是担心走泄旺气。整座城池，势如卧牛，故称“卧牛城”。城内周王府前有一座兴龙桥，又有左、右龙须。东自锭匠胡同，往南至大店，过鼓楼而东，由鹁鸽市向南，东至第四巷，南抵宋门大街止；又自鼓楼往东至五圣角，向南抵宋门大街止，称为“左龙须”。西自武庙，往南，至钟楼。一折向西，再向南转弯至半截街南，一由钟楼口往南，过馆驿街西口，折向西，过开封府署，西南抵达城墙。一自馆驿街西口，由延庆观西南，抵达雷家桥南，称为“右龙须”。

又南门内大街，有大隅首。西门内大街，有大爪隅头、小爪隅头。又有三山：土街为一山，爪儿隅头为一山，夷山为一山，称为“三山不显”。

整座开封城，东门偏北，宋门偏南，南门偏西，西门正直，北门偏东，称为“五门不对”。钟楼、鼓楼，再加上铁塔寺，全是用来镇城中旺气，并起到下压诸凶的作用。

独石堡城，为开平卫治所在地。起初由阳武侯薛禄上奏筑城。在筑城之时，僧人庆西堂因精通地理之术，“奉命相地”。

这又是修筑一般城池讲究风水之例。

一座建筑群，有时由于风水的原因，甚至与政治发生了重大的关系。明代初年，建文即位以后，撤藩一度相当兴盛，而开封城内的周府显然也在被撤之列。当时周府存信殿堂前有一座银安殿，考虑到周藩的王气太重，就将银安殿拆毁，并将唱更楼以及尊义门楼也一同拆去。此外，东华门也被禁止，不再开启，四角石上都用钉子钉定，并下令在东华门前推土作台，台所用之土则取自郑州，经火炼熟，可以让其寸草不生。根据风水学的观点，朝廷对周王府建筑的这一番举动，出于以下的考虑：毁掉银安殿，就是去掉龙心；拆毁唱更楼，则是挖去龙眼；定四角石，则是为了制住龙爪；推土作台，是为了克水，使龙不能飞腾。东华门不许开，其意是文官闭口；拆掉尊义门楼，则是武将去头。

明代政府的一些衙门，其建筑的方位显然也与风水之说相关。如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在明代被称为“三法司”。这三个衙门的建筑，必定是在西北方位。如南京建在钟山之阴，北京正好建在国之巽隅，单独自成一区，而不与其他衙门相接，称为“西衙门”。

明代地方学校建筑，由于牵涉到一方士子的仕进之途，尤其讲究风水，所以在明代，经常出现一些重修乃至重建儒学建筑的记载，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改善风水，便于读书人的仕进。如南京应天府学明德堂后，原先是一高阜，土隆起如坟。嘉靖初年，都御史陈凤梧将高阜铲平，并在上建一座尊经阁。在未建阁之前，府学生员中乡试举人者很多，如景泰四年（1453）开科，中式老为200人，其中出自应天府学者达29人。自建阁以后，递年递减，而从隆庆以后，几乎已是寥若晨星。万历十三、十四年（1585—1586）之间，周继出任应天府尹。他擅长玄女宅经之术，就从风水学的角度对应天府学的风水作了如下分析：儒学文庙，坐乾位，向巽位，开巽门而学门居左，属震。庙后明德堂，堂后尊经阁，高大主事，庙门与学门，二木都受乾金之剋。阳宅以门为口气，生则福，克则祸。他下令，以抽爻换象补泄之法重新修补，在学校的坎位起一座高阁，称“青云楼”，高过尊经阁，用来排泄乾之金气。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二门之气，又在庙门前树一座巨坊，与学门前之坊并峙，以益震巽之势。再在离位造一座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发文明之秀。又考虑到泮池河水不应蓄于下手，造一座文德桥，以止水之流。学门内原先有屏墙，他又下令拆去此墙，并说：“去此，明年大魁必出此无疑矣。”万历十七年，焦竑中状元，号称其占应验。

我们并不关心这种对学校建筑所进行的风水改造是否应验，因为同是焦竑中状元一事，如果说是学校按照风水对建筑进行了改造的结果，那么显然与他家建筑的风水则毫无关系。但事实上另一则记载已经证明，焦竑家的风水也已经决定了他必然会中状元。

可见，建筑按风水进行改造，其是否应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习俗背后所反映的明朝人崇尚科举的风气，以及由此而影响到深受儒家教育的读书士子。

自正统至天顺年间，北京有两座敕建的佛教寺庙，均牵涉到与风水之间的关系。一座是大兴隆寺。此寺初名庆寿寺，金章宗时所创。后因太监王振的上奏，对寺庙进行重新的修缮与改建，于正统十三年（1448）建成，改赐“大兴隆寺”，而且在寺前竖一“天下第一丛林”的牌楼，其壮丽甲于京城数百寺。

到了景泰元年（1450），听从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朱鉴之言，深感大兴隆寺的正门，有碍于皇宫的风水，景泰帝下令禁止寺僧开启寺庙的正门，不许鸣钟鼓，并毁去寺前“第一丛林”这座牌楼，以及香炉、幡竿。

另一座是大隆福寺，始建于景泰三年六月，至景泰四年三月建成，也是“壮丽甲于在京诸寺”。

考虑到此寺其地不吉，景泰帝也下令拆去前门牌坊，并禁止寺院鸣钟鼓。至天顺年间，英宗下令毁兴隆、永昌诸寺。大隆福寺尽管得以保存，而香火却变得渐渐寂寞，廊庑也很萧条，终究已非昔日香火旺盛之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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