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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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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瞬的曙光过后，在巴黎的中国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留学生和侨民，还有一位自费到巴黎“观会”的梁启超，统统感到暗无天日。

中国1917年加入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点像押宝，这跟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选择英、美、苏同盟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毕竟有已经搅进战局的既成事实，既然已经跟日本人打了4年多，当英美跟日本打起来的时候，站边，自然得选择英美。蒋介石政府唯一明智而且大胆的决定，是在英美卷进来之后，公开跟日本绝交并宣战，总算给打了4年多的中国军民一个交代。然而，这样的“明智之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政府早就做出了——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匈帝国没有招惹中国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先断交后宣战。虽然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欧洲打仗，而且对在华的德国人也相当优待。但是作为一个大而弱，一向为欧美人砧板上的肉的国家，这样做，毕竟有些风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谁更强些，谁能打赢？在当时，不是一道容易解的算式。如果容易解，一目了然，双方估计多半打不起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会把宝押在日后的胜利者协约国一边？实在是个谜。说他们明智固然可以，说他们运气好，也许更合适。在此之前，德国陆军之强，举世闻名。东方国家的军事改革，大抵海军学英国，陆军学普鲁士。主政的中国政府总理段祺瑞，就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是陆战，万里之遥的那一部分当家的中国人，凭什么认为德国一定会输呢？万一押错了，最后命运最惨的，肯定是像中国这样的弱国。

更有意思的是，按落后国家留学生的惯例，留学哪国，多半就亲哪国。但是，留德的段祺瑞却力主对德宣战。而虽然没有留英，但出身海军，且受英国教育影响的总统黎元洪（他的老师是留学英国的严复和萨镇冰），意见却跟段祺瑞相左。双方还为此闹到撕破脸皮，惹出来张勋复辟。试想，生性懦弱，且手上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胆敢跟段祺瑞闹翻，如果不是出于对宣战后整个国家的命运的担忧，估计他不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不管怎么说，反正中国政府这一宝押着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记录着庚子之耻的克林德碑——给庚子时死掉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的碑，一座中国式的石头牌坊，立刻被拆掉，移到中央公园，把原来的字迹磨掉，成了“公理战胜”碑。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踌躇满志地得到了政府发的大勋章。

虽然明知道这战胜国是搭车搭来的，但中国的知识界，还是一片欢腾，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撰文，欢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公理战胜”。据胡适回忆，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三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一帮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来听演讲的人，大多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北大的学生来听讲是当课上的。这个演讲，后来见诸文字，大概出于巴黎和会的缘故，调子已经低多了，但仍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这是一次学生在天安门的欢乐的聚集，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过后，同样聚集在这里的人，换了一种心情，满怀被抛弃的悲愤，有人还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了血书。

第一次跻身战胜国之列的国人，对“战胜”和“公理”很有期待。战胜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十四点声明，最令人鼓舞的两点是：第一，废除秘密外交；第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此论一出，不管威尔逊动机如何，弱小国家欢欣鼓舞，中国人也是相当兴奋。这么多年，终于看到有位强国领袖，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出头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五四”游行队伍要到美国使馆请愿，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的缘由。胡适后来解释说，他们这些北大同仁如此兴奋，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看成是“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十四点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

中国人满心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台湾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个河南的中学生，他回忆道，当时开封举行庆祝大会，学生差不多都来了，大家心里充满了快乐。“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学生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国参会代表有三个等级，五人、三人和两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五人。

其实，当时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新世界”，依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所谓的公理、正义，不过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巴黎和会是个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但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要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定的。威尔逊的十四点声明，固然不乏理想主义的精神，从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到此番的十四点声明，确实有种对殖民主义说不的意思。但这个意思背后的故事，却很难说清。至少，美国作为一个占有较少殖民地的后来的强国，从国际事务中争得发言权的角度，采取一种比较得人心的姿态，其实也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当时的威尔逊，不仅在落后国家声望如日中天，在协约国，也很受欢迎。威尔逊在会前访问这些国家，受到了民众极其热烈的欢迎，民众“几乎是成群结队地围着他欢呼”。

然而，仅仅这个姿态，已经让当时主导世界的五强中的其他四强感觉很是不爽。在和会的运作中，十四点声明成了实际上被束之高阁的空论。据当时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汇报，威尔逊的十四点声明，连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人，都强烈地表示异议。中国跟多数殖民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在和会上的命运，无非是砧板上的鱼肉。所差的，无非是切给谁而已。

其实，要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实际贡献，中国并不小。毕竟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资，抬伤员，相当于中国派遣了一支几十万之众的后勤部队。在战争中，日本也不过就是打了一下早成孤军的德国驻青岛军队，拣了个现成便宜而已。此外，就是占领了更加微不足道的德国太平洋保护领地马绍尔群岛。按说这种规模的参战，跟欧洲战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比较起来，中国人的工作，对协约国的战事作用可是要大得多。

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其发言权大小，实际上并非像强国公开宣称的那样，是以各国对战争的贡献大小来分的。当时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有多少大炮、坦克、战列舰，才是说话的底气所在。显然，在这方面，中日之间完全不成比例。战后的五强，细分起来还要分成两等，英、法、美三国为一等，日本和意大利又是一等。日本是个正在上升的后起强国，一时无心也无力在欧洲有所作为，眼睛只盯在亚洲。而意大利则是一个一直处于衰落中的二等欧洲大国，列为五强，很勉强。实际上意大利从来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都只能捡点剩儿。当年欧洲列强在甲午战争后，趁火打劫在中国强租港口的时候，对意大利的要求，孱弱的清政府都敢拒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意大利更是表现一般，老吃败仗，连奥匈帝国都打不过。每有动作，就得法国人来给他们擦屁股。眼下，在和会上有心在欧洲争点什么，可惜争不到什么。即便愤而退出会场，也没人理会，过不了多久，自己再乖乖地回来。

在一个以实力说话的场景，中国人在军力和军事表现上，一无可取，连日本人要来自己的领土青岛跟德国人打仗，也只能划出中立区，眼睁睁看着人家打，顺便蹂躏自己的人民。因此，被人看不起。这么大的国家被列位三等出席国，也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前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知识界中人，却对和会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连老于世故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地在和会上名列第一等级，有五位代表。未加细想，就派出来五个正式代表。可是，当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而且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能超过法定人数。就是说，准你派两人，就只能出席两人。会议开始之后，若干被排在第三等级的国家，经过力争，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均增加一席，但“中国仍属向隅”。

这让中国很没面子。也一度让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很是为难，五人中的王正廷，是代表南方政府的，凡事必争，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五人轮流出席。而北京政府最后拍板，中国代表团的名次顺序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实际上，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大为有利。可惜，弱国无外交，在会上占理，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

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脸面无存，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按照顾维钧的说法，可以归为七项：第一，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第二，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第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第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第五，撤走外国驻军；第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第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为此，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备课”，写出备忘录。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

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也只有山东问题。日本的态度，不言而喻跟中国正好相反，肯定不能放弃已经吃到嘴里的肥肉。而且，审时度势，日本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意愿会落空。但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的国际形势，讲求国际道义的呼声开始高涨。日本在死咬山东权益的同时，也不得不半吞半吐地说他们对中国没有领土欲望，尊重中国对于山东和青岛的主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归还山东的权益。这就是所谓山东权益的“间接归还”说。显然，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承诺，没有放心的理由，谁知道这个无头账会赖到什么时候去。因而一再强调，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归还，莫如现在就直接归还的好。

1919年1月28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才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说明尽管在战争期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所得，而且中日之间为此签订了相关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参战，情形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中日之间的协议，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中方是迫于无奈，从法理上讲，战败的德国显然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他国。因此，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

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则相形见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大道理，说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一方面又坚持不肯归还强占的山东权益。本来就不占理，如果加上那时代日本人说英语惯常的毛病——口音过重，还多少有点含混不清，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双方发言过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情形颇为尴尬。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在他发言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可惜，巴黎和会不是公平的辩论赛，大家都是来做交易分糖果的。尽管欧洲列强跟日本有矛盾，但鉴于日本的实力，绝没人乐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五强之中，意大利在欧洲尚且争不到什么，在远东更是无所作为。最强的英、法、美三国，法国一向对华不友好，此番和会，与会的法国总理自始至终对中国代表态度恶劣，不给好脸色。英国人也是皮里阳秋，在实质上更倾向于日本。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被中国人忽悠得很是舒服，同时把中国人也忽悠得很有期待，在会上，他也反复强调公理和正义，呼吁建立一种尊重人类权利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秩序。可惜，他的这种秩序，是要靠建立现实的国际联盟来实现的。显然，建立这个联盟，必须得五大国之一的日本支持。因此，只要日本坚持非要山东不可，美国人势必只能答应。事实上，否认秘密外交，各国一律平等的十四点声明，在和会上被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威尔逊又不能不妥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不无讥讽地说：“要是威尔逊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政党事务的政治家，他可能成功，但他试图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他不成功的原因。”

所以，在那一瞬的曙光过后，在巴黎的中国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留学生和侨民，还有一位自费到巴黎“观会”的梁启超，统统感到暗无天日。最后，美国人总算找到一个借口，为自己的背信开脱，这个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这个换文，是在日本的压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认了日本对于胶济铁路的权利。代表中方签字的章宗祥，在换文中有例行的“欣然同意”字样。据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载录的陆徵祥1919年4月22日电文，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

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而当时中国政府编的《秘笈录存》，同一份电文，却说质问的是英国首相，而美国总统则安慰中国代表：

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如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现幸国际联盟会成立，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中国已为会员之一，将来如再有意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

显然，即使是《秘笈录存》版本的电报，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强调中国应该遵守已签的条约。威尔逊的安慰，纯粹是一种安慰而已，这样的空头支票，对中国实际状况的改善，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即使没有1918年的中日换文，提出了十四点声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不大可能冒日本退出会议、导致国际联盟设想彻底失败的风险，去为中国说话。这个借口没有了，还可以找其他的借口，借口总是会有的。只是，在十四点声明中反对秘密外交和秘密协定的威尔逊，居然会找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么一个秘密协定为借口，不经意中，自己就打了自己的一记耳光。可惜，强者食言而肥，真正挨打的，只能是弱者。

更耐人寻味的是，《秘笈录存》在收录了陆徵祥这份电报之后，随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人欧洲来电”，这个某要人，明显系指梁启超。这个欧洲来电非常明确地说，1918年的中日换文，被西方误以为是中国为“二十一条”“加以保证”，所以，“唯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该书在收录这篇电文的背后，还加了一句按语：“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遂在北京发生‘五四’之变。”这个电文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载的，有点区别，但有这么一份电报，而且把和会上中国的失败，归罪于“一、二”订约之人，的确是实情。于是，接到电报的梁的儿女亲家林长民，随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报》上披露了梁的电报内容，直接点燃了“五四”的游行示威。

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订，林长民在此时，通过国务院方面，探听到中国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东权益的情况下，也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遂自撰《山东危矣》一稿，命随员梁敬罅连夜送往《晨报》刊布，而梁同时也是北大预科讲师。有意思的是，在被火烧的曹汝霖看来，林长民这样做，无非就是因为林曾经借钱于他，受到了怠慢，思以报复。

其实，不仅梁启超、林长民们对美国人满怀期待，要恨只恨自家人，“五四”闹起来的学生们，对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依然有感情，不仅有感情而且还有期待。大游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可惜美国公使芮恩施缺乏情报，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学生才转而奔了赵家楼。甚至在“五四”游行过去好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在长沙办《湘江评论》，把法国总理克列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都说成是强盗，而对威尔逊网开一面，说他被坏人包围了，很可怜，云云。

无论学生闹不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都是不可挽回的。为学生们寄予很高期望的威尔逊，显然并无替中国出头的侠肝义胆。关于山东问题，为了能给中国挽回一点面子，安抚一下激动起来的民意，中国代表几番努力，想要既表达中国意愿，同时也按列强要求在和约上签字，但都被拒绝，面对国内汹汹的民情，中国代表如果非要有所表示的话，所能做的，也就只剩下拒绝签字了。事实上，也只能拒绝签字，因为，即使没有留法学生的包围，中国使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胆量，敢于在和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要运动一起来，代表团的代表们，就会受到国内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人谣传，说在和会上表现不错的顾维钧，跟曹汝霖之女订了婚。加之国内汹涌的民情，让所有涉及此番外交事件的人，都感到如履薄冰。不仅吞掉了曹、章、陆，也随之毁了段祺瑞皖系的天下。

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好得多。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也说今后要还给中国。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包括现在放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古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也收回来了，连作为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掉了。

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国学者恪尔（Gurr）的说法，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relativedeprivation）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四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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