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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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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外货，在中国并非第一次。但是，这次的抵货，却的确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同时也最为深入的一次，从黑龙江到广州，从上海到四川，甚至一些县城，都卷入抵货运动之中。

“五四”作为政治运动，参加者意中的敌人，无疑是日本。所谓曹、章、陆者，在人们心目中，无非是助纣为虐的内奸而已。运动预先定下的文明基调，使得抗议的人们不可能采取别的手段来伤害敌人。因此，对日本唯一的抵抗，就是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是“五四”持续最久的抵制运动，大规模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进行了一整年，个别地区甚至延续时间更长。对于一些人而言，抵制日货甚至成为一生的习惯。当时参加抵货的人，往往特别强调不要忘记外国人讥笑国人的“五分钟热血”，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年还是小学生的人，对“五四”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日货。号称民国讲史第一人的著名史学家黎东方，时在扬州读高小，不仅参加抵货，把家里仆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换成国货，还跟四个小伙伴，组成“醒华会”，跟在中学生后面上街嚷嚷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是当时国人可以用来对日本示威的唯一法宝，大体上类似于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所谓“弱者的武器”（WeaponsoftheWeak）。只是相对而言，比较明目张胆而已。之所以如此，一是当时军阀统治比较弱，镇压困难；二是当时的军阀政府，在民族主义的风潮面前，对于镇压，缩手缩脚。以当时国人的认识，认为日本第一要靠中国的大米，第二要靠中国的市场，如果中国人不买他们的东西，日本就会穷，甚至衰落。天津国民大会宣言说，如果中国人坚持抵制日货，必使日本“受经济上莫大之恐慌”，而天津的一份传单上甚至说，“日本原是极穷的国，就是指着卖给我们中国货物赚了钱去过日子。我们要是不买他的货物，他国里既没有钱用，自己过日子都顾不过来，哪还有心思来琢磨我们”。

而且，抵制日货也是一种民间行为，是参加运动的民众由于对政府极度失望，产生的一种不再相信政府转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的方案。一份天津学生号召抵制日货的演讲词上，一开篇就说，“我们不幸做了中华民国的人，又不幸做了中华民国的学生，大不幸又处在现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既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人，就得想一个方法救国。”号召了学界、商界、报界和劳动界，说唯一不能指望的就是政界，不卖国已经够了，根本不指望他们救国。这样的议论，在各地都有。因此，抵货本身，也有对政府的抵制意味。加上抵货行为的本身，在政府而言，属于违法行为，至少在公开场合，政府是要禁止的。所以，因抵货，学生跟政府方面，在理论上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论当局还是地方军阀，对于“五四”期间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基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碍于日本政府的抗议，从上到下都做了一些禁止抵货的表面文章。但大体上都睁只眼闭只眼，只求学生们不在字面上宣传抵制日货就可以了。抵货的人们也很识趣，将日货改成“仇货”，或者“某货”，政府方面也就装作事情没有发生。只有天津警察厅将跟日本人发生冲突的学生抓了起来（后来也放了），其他的军阀，基本上无所作为。连号称皖系嫡系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也不过就是禁止大规模焚烧日货而已。有的地方军阀，比如驻扎湖南常德的冯玉祥，甚至公开支持学生抵货。当日本领事出面保护日商，冯玉祥则拿日本人私卖烟土的案件出来，跟日本领事纠缠，搅得对方只好不了了之。

抵货的中坚人士，肯定是学生。抵货的学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牺牲精神。很多人一开始就把自己和家里人所有的日货，统统砸掉烧毁。

“这是日货，打了去！”一个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来了，扔在台阶上，立即打碎了，淡红色的牙粉，飞洒满地。

“这也是日货，踩了去！”一只日货的洋瓷脸盆，被一个学生倒仆在地上，猛地几脚踩凹下去，瓷片一片片地剥落下来，一脚踢出，瓷盆就像含怨无诉地滚到墙角里去了。

“你们大家看看，这床席子大概不是日本货吧？”一个学生双手捧着一床东洋席子，表现很不能舍的样子。

大家走上去一看，看见席头上印了“日本制造”四个字，立刻同声叫起来：

“你的眼睛瞎了，不认得字？你舍不得这床席子，想做亡国奴！？”不由分说，大家伸出手来一撕，那床东洋席，就被撕成碎条了。

我是一个苦学生，从乡间跑到城市里来读书，所带的铺盖用品都是土里土气的，好不容易弄到几个钱，买了日本的牙刷，金刚石牙粉，东洋脸盆，并也有一床东洋席子。我明知道销毁这些东西，以后就难得钱再买，但我为爱国心所激动，也就毫无顾惜地销毁了。我并向同学们宣言，以后生病，就是会病死了，也决不买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

这是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里的一段描述，看起来像是小说中的场景。其实，书中的描写，在“五四”时的中国，只要有学校的地方，几乎都发生过，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北京各校学生，将学校消费社和学生“旧日所购日货”，一起拉到先农坛，冲破军警的阻拦，付之一炬。长沙某师范学校学生，将自己购买而未用的洋瓷面盆，当众踏碎。天津北斜村小学，在有教员演说抵制日货时，“竟有数学生将所用之色盒、铅笔当时捣毁抛弃，并对众发誓以后绝不复购日货”。天津北广小学，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天津民立小学的学生，干得更为彻底，他们开会讨论，“议定个人所旧存之日本货一律交由大会公同焚毁，以为自今日始永不购日货之纪念。当即一同捡齐，计共分草帽、书包、洋纸本、墨水瓶、橡皮、画图规、竹尺、洋笔杆、笔头、色纸、画图纸、石笔、石板十三类，约值洋二十余元。遂逐件拆毁，共付一炬”。杭州各个学校学生救国团、联合会，约定于1919年的5月18日，“齐集新市场杭州城站两处，焚毁个人自有日货”。届时两处学生的自有日货堆积如山，“洋伞、手帕、草帽、草席、皮包、书盒、大衣、汗衫、瓷碗、盆等”，应有尽有，一把火全烧了，“各界人士往观者不下万人”。杭州的警察局还特地派警察来维持秩序。长沙搞过两次万人规模的焚烧日货大会，成堆的日货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投入火海。被当众焚烧的，是学生自己的物品，而商家手里的日货，则可以登记盖戳，销完不进新货即可。

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在回忆中，也讲了一个相当生动的故事，她所在的长沙艺芳女校，师生成立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十人团”，共约不再购置日货，以前购买的日货登记盖印，不许再买新的，定期检查。十人团一直坚持了约3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解散。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的新帽子的里子是日货，被团长查出来了，经团员通过，要没收或焚毁，那个团长十分谨慎，剪下帽里绒布一块然后拆下帽里，当众焚烧。当然那个学生十分不快，礼拜六回家告知家长。这位家长大发雷霆，到学校问罪。十人团团长便说，“我们早已告知了某某同学，不可买新日货，她违章买了，原定要烧，只好烧了。”那家长便说，“你可包你们同学没有一个有日货么？”团长说，“任凭检查，连教员、校长都可检查。”那位家长毫不客气，在学生寝室内到处查看，并看了几位教员的衣服，果然凡是日货，都是旧的，也都盖过十人团的印，这才悻悻地去了。

前面提到的黎东方，也说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参与抵货，也干过把家里仆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的事。这种做法，显然得到了家中大人的同意。有钱人家的孩子肯做牺牲，没钱的小贩家的孩子，也一样有热血。长沙北正街一个年方9岁的廖姓小贩之子，放学回家，“忽将家里摊上所摆仁丹、洋火以及其父母所用洋瓷盆、牙粉等，凡属日货，一律掀掷于地，用脚踢毁。其父母气极，而怒将其扭住痛责，其子遂骂其父母为凉血动物卖国奴不已。其父母因其骂故愈打，而其子见其愈打遂愈骂。正在纠纷未下之时，适某中学游行演讲学生等前来见悉，当大赞其子之爱国热忱，并贺其父母得此佳儿为门楣幸；并有一学生取出光洋二元给廖，作为赔偿损失费，劝令善视其子，勿再责打，并请以后不得再代卖日货。廖夫妇大为感动，除洋元力拒不收外，并承诺此后永不再进日货。”宁波大丰昶洋货店，店主是宁波学生联合会会长张传畴的族叔，店产跟张传畴有“承继”关系。但是，当这个规模不小的店依然在卖日货的时候，张传畴带领学生，把店里的大批日货，一把火烧掉。

在抵货运动的高潮期间，学生们不仅不买日货，而且不跟任何与日本有关的事沾边，车不坐，船不乘。学生和市民，组织大型集会，当众焚烧日货，这样的事情，在各地都有。所烧毁的日货，既有抄查来的，也有学生自己的。毁掉自己已有的日常用品，是一种牺牲；而转购从价格和效用上尚不及日货的国货，也是一种牺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学生们有这样的牺牲精神，身体力行，占据了爱国和自律两个道德制高点，抵制日货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推进。

由己及人，学生推动抵货，不遗余力。在他们看来，不这样，抵货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抵货运动，主要是禁卖和禁买日货，以禁卖为主。事实上，作为一般老百姓，很难有学生这样的觉悟，只要货物便宜，并不在意是哪国的产品。只要有人卖，就会有人买。据《大公报》报道，1919年6月16日，长沙学校放假，街上没有了学生演讲和检查，一些店铺就开始偷偷卖日货，“而无知愚民只知贪图便宜，乐往购用”。

提到禁卖日货，必须强调学生以及其他运动积极分子的一种组织——救国十人团，这是五四运动中一种特别行之有效的动员组织。10人一组活动（实际上也未必），自打在北京诞生之后，迅速被各地复制，成为五四运动宣传、动员、组织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组织，并非什么核心团体，而是普及性组织，凡是热心运动者，无论大中小学生，都自行组织，小学生似乎更积极。不用说，这种组织，在抵货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除学生之外的市民，仿效这种组织的，有正义团和锄奸团等名目，对抵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组织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正因为如此，抵货才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效果。

十人团的作用，在抵货运动中，主要是演讲和上街劝阻商家买卖日货。学生的行动能够奏效，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事先已经得到工商界的同意（这一点我们稍后还要提到）。各地在开展三罢活动时，学界和商界，就已经达成了抵货的共识。加上包括店员和工人在内的市民也相当有积极性，商家多数都能遵守协议，禁卖日货。在整个抵货气氛的压力下，个别商家的“违规”之举，就比较容易被十人团纠正。

上海的运动一开始，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两万人召开国民大会，在会上就提案各公司停办日货，致电钱业公所不用日本钞票，号召全国商界“与日本断绝商业关系”。紧接着，5月9日，《上海新闻报》报道，上海商民公布，“自5月9日起，一、不进日本货；二、不装日本船；三、不用日本纸币。一致进行，坚持到底。”这样的共识，在天津、北京，以及全国各大城市差不多都有。上海工商界各个行业公会（行）纷纷表态，抵制日货，火车转运业、颜料业、花纱业、煤炭业、麸业、糖业、西药业、木商、五金业、粮商、铁业、洋布业、纸业、船业、零售业、南货业和钱庄，都表态不跟日本人交易，报业也一致不登日本的广告。天津各界在结束三罢之后，召开各界联席会议，学界提议日后限制“各商号不得再订日货及用日币”，而且组织“日货检查团”，得到商界的赞同。各行各业，也跟上海一样，纷纷表态，支持抵制日货，有的商家甚至把日本纸烟当众烧毁。

但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日货在中国满地都是。那时的日本，很有点类似于今日的中国，制造业非常发达，日本货就是便宜货的代名词。因此，作为大而贫弱的近邻，对于日货有相当大的消费量。而且中国商人中，买卖日货者甚至专卖日货者，数目不小。即便他们都乐意遵守抵货的协议和公约，但损失却负担不起，即使全部转为卖国货，也需要一个过渡的时间。因此，组织抵货运动的组织，往往会给这些商家一个时间限制，让他们处理陈货，但是在这期间，不许新进日货。天津为了防止各个商家作弊，各行业组织统一清理。更温和一些的做法是，限定一个日期，将商家的现存日货检查盖戳，可以销售，但不许进新货，如果发现没有盖戳的日货，则一律没收。

尽管如此，在运动的高潮中，爱国道德的诉求，往往是越拔越高。激进的学生，往往恨不得立刻就把日货从中国根绝，大规模开展焚毁日货活动。急切行动的压力，使得很多商家为了响应号召，或者躲过风头，也迅速地收起了日货。日货检查，也很快开始推行。当然，也有个别的商家不信邪，坚持买卖日货，尤其是某些向来专做日货生意的商铺，即使有心收手，也的确困难。对于这样的“违规者”，如果让上街宣传的学生赶上，肯定会遭到“劝阻”和抵制。各地学生和市民，组织日货调查团，到处搜查日货，谁被发现还在买卖日货，马上就会有麻烦。

事实上，在抵货高潮中，这种行为即使没有碰上十人团，几乎都会被人揭发，马上就会招致十人团前来问罪。上海零售业巨子先施和永安公司，停卖日货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要求尽早把存货“竭力沽清”再行履约，马上招致救国十人团的警告，限期撤除货架上的日货。吓得两大商业巨头马上声明，自5月22日起，宁愿牺牲血本，“以示与众共弃之决心”。

和平的劝说就可以奏效的情况当然好，采取把日货伪装成国货（撕下日货商标，换上国货商标、改包装，等等）销售之类的软性抵抗，也好说。但是，也有在运动中还敢顶风上的，就是不服从抵货。这样的人，不是迫于生计的压力，就是有日本人做后台，很难轻易罢手，经常会导致冲突，遭遇暴力在所难免。经营日货店铺的货品乃至店面被学生和市民捣毁的消息，经常见诸报端。这些遭殃的店铺，不仅不会有市民同情，还会招致同业开除的惩罚。甚至上海的报关公所，也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对那些私自偷运来的日货，直接销毁。

广州抵货的情形，特别火爆，街上凡是戴日本草帽的人，“不由分说，群起夺而毁之，无一得免”。尽管有军警弹压，但街上带电灯的日本仁丹广告牌，买卖日货的店铺的招牌和玻璃窗，一律吃了砖头。有人回忆说，方志敏当年，在街上查禁日货，发现有人穿的长衫是日货，当场上去就给人扯下一大块布下来。

有意思的是，尽管北洋政府明令禁止抵货，但警察却往往对学生的“暴力”不闻不问。上海学生5月10日在小东门附近检查一家商铺，发现有日货陈列，劝说无效，遂将货品扔到地上。店主向岗警投诉，“该警以其自取其咎，置之不睬”。长沙坡子街华泰长洋货店，暗进日货，被学生发现后，将“该店货物捣毁”，捣毁后还请警察来勘查现场，并证明学生们并没有乘机揩油。警察居然“当蒙允诺”，学生“整队归去”，一点都没因捣毁货物的行为，受到追究。

因抵货的暴力招致警方干预的事，只在天津有，那也是因为学生闹得太过火了，而且直接涉及了日本人，警方担心引起外交纠纷才干预的。

天津的魁发成事件，在当时很有名。事件的陈述，有各种说法，有些很戏剧化。据比较平和的《大公报》的报道，大概是这样的：1920年1月23日，调查日货的学生在天津东门内卢家胡同魁发成料器庄（在周恩来《警厅拘留记》里，说是洋广杂货店），检出日本料器20余筐（周的记载是日本灯罩）。期间，还有跟该店铺来往的日本商人和日租界巡捕到来，问检查的学生有无查货的执照，双方发生争执。然后学生跑回寻求帮助，来了一群学生，跟店铺伙计发生冲突，货物被打碎，最后学生将该店伙计裴某、张某，押往商会。第二天，经国民大会委员会在商会开会，议决将裴某“游街示众”。警察出来干预，学生方面“后复有七八人群起架起蔡署长左臂，欲将其一同游行示众”。最后的结果是，魁发成的店伙被释放，有六位学生被捕。当时很倾向学生的《上海时报》报道，也承认学生的确是把店伙押走游街。只有《警厅拘留记》不提此事，但也没有否认。其实，早在1919年7月，据学生自己办的《南开日刊》报道，他们就已经将继续买卖日本棉纱的万德成棉纱庄的店伙（店主溜了）游了街。

当时，学生一向是将坚持买卖日货的商人视为奸商的。因此，游街示众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也相当平常。比这还要过分的，也不罕见。有的地方，如宁波，还给“奸商”戴上高帽子。据长沙一些老工人和店员回忆，当时他们组织“锄奸团”，对付买卖日货的“奸商”。采取过用尿、洗澡水和洋油淋头，打闷棍，打石头，用硫酸镪水泼的惩治手法。甚至将偷卖日货的商人，捆起来，口中塞上棉花，用小钻子钻。这些回忆，由于是后来做的，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证明，对“奸商”的暴力惩戒确实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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