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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国创新故事（第3页）

[5]即使汽车在全美国普及之后，仍然有许多州在建造道路时遇到困难。斯威夫特指出：“当时几乎[美国的]每个州都十分迫切地想要修建更好的道路，它们往往因为无力承建而恼羞不已。这是因为，即便按照当时的最低标准来修建高速公路，其造价也远远超出了多数州政府的财务和技术能力范围。”我们将在本书第十章详细讨论创新和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

厄尔·斯威夫特（EarlSwift），《大路》（BigRoads），纽约：HoughtonMifflinHarcourt出版社，2011年，第24页、第38页。

福特的创新为美国拉动的资源远远不止道路和随之而来的种种好处，它还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工资和收入。收入是经济发展、繁荣和民主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福特为工厂引入流水线之后，工人的劳动变得单调起来。不具备太高技能的工人，每周6天，每天24小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每天的工资大约是2.34美元（约等于今天的60美元）。由于单调的重复，福特汽车制造厂每年的人员流动率蹿升到了令人惊诧的370%。这意味着福特公司要为每个岗位聘用4名工人，才能保证工厂的正常运转。这绝不是长久之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福特在1914年推出了5美元最低日工资制度，实际是把工厂工人的薪水提高了一倍。批评者和竞争对手认为，福特这种提高工资的做法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表现。《华尔街日报》当时的一篇评论文章暗示，福特的这一做法不仅背叛了同业，还危害了美国的整个企业界。《华尔街日报》是这样评价的：“无视工作时长，盲目地把最低工资提高一倍，这是宗教家和慈善家的做法，完全不是企业家该做的事。”该报补充说：“福特的种种社会工作，就算不是犯罪，也是愚蠢的错误。这些错误不仅会反噬福特和他代表的产业，还会给社会带来祸患。”

[6]关于这一点，亚当·普沃斯基（AdamPrzeworski）的研究既全面又清晰。一个社会的公民首先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紧随而来的才是政治自由和民主自由。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在他的著作《自由的未来》（TheFutureofFreedom:IlliberalDemocracyatHomeandAbroad）中是这样总结普沃斯基的研究的：“在一个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500美元（按照现在美元计算）的民主国家里，国家管理体制的平均寿命大约是8年；如果人均国民收入处于1500~3000美元之间，该国政权的平均寿命大约是18年；如果高于6000美元，它就会具有极高的适应能力。在一个[人均国民]收入超过6000美元的国家里，民主政权消亡的概率是1500。也就是说，民主会因富强而不朽。”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应该为美国政府喝彩，因为它在推进民主价值的工作中体现出的开创性，或者，我们应该为那些不知疲倦工作的创新者鼓掌喝彩，因为他们提高了国民收入，令民主制度变得更稳固。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自由的未来》（TheFutureofFreedom:IlliberalDemocracyatHomeandAbroad），纽约：W.W.Norton&Company，Inc.出版社，2007年。第69—70页。

幸运的是，福特并不认同甚嚣尘上的种种情绪。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福特之所以提高员工的工资，是因为他想把员工变成自己的用户。这一说法的逻辑是：员工的工资增长了，他们就买得起福特的汽车了。实际上，亨利·福特当时唯一关心的是如何让工厂运转下去。福特后来这样评价提高工资的决定：“那是（一家企业）能做的最明智的控制成本的好办法。”其他汽车厂商逐渐认识到这一做法的益处，纷纷效法福特，开出了更高的工资。

从每周6天工作制到5天工作制，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亨利·福特。批评他的人担心福特危害整个经济。不知何故，福特看问题的角度和批评者们大不一样。他认为，每周少工作一天是保持（甚至提高）工人生产效率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一改变对整个经济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福特显得胸有成竹。他说：“曾经有人说，工人的休闲就是‘浪费时间’，也有人说，休闲是一种阶级特权……现在是时候抛弃这些说法了。相比每周工作6天的人，每周工作5天的人有更多的时间消费更多的商品。休闲时间更长的人必定需要更多的衣服，更多种类的食物。他们还需要更多的交通设施。这些增加出来的消费需要更多的生产力来支撑，我们现在拥有的生产能力甚至还不够……这将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

这些措施帮助福特提高了工厂的效率。在这些措施的支持下，福特把T型车的价格从1909年的950美元辆（约等于2018年的2.5万美元）降到了1927年的260美元（约等于2018年的3700美元），这样一来，普通美国人更容易负担得起福特T型车，其中也包括福特工厂的工人们。T型车的销量随之大幅提高。

[7]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钢材价格暴跌并非偶然事件。1872年，1吨钢材的价格为56美元，到了1900年，钢价跌到了11.5美元。随着开辟式创新在美国的普及，交通对于商品的运输变得越来越重要。比方说，美国的铁轨总长度从1860年的30626英里增长到了1900年的193346英里，而铁轨的主要材料正是钢材。这直接导致了货运成本的大幅下降，1865年，每吨钢材每英里的货运成本是20美分，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跌落到了1.75美分。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把钢材用到自己的生活里（铁路、汽车、建筑等），创新者有动力研究如何让钢制品的价格变得更便宜。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是19世纪至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创新者之一，钢铁产业当时大部分的效率式创新都要归功于卡内基。他完成了产业整合，有效发挥了规模效益。

迈克尔·达伦（MichaelDahlen），《美国式大政府的崛起：我们是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的》（TheRiseofAmericanBigGovernment:ABriefHistoryofHowWeGotHere），TheObjectiveStandard（期刊），2014年1月28日，https:.theobjectivestandard.issues2009-fallrise-of-american-big-government。

截至1923年，美国机动车登记数量刚刚超过1500万辆，相当于每1000人拥有135辆汽车。当时的经济学家纷纷预测，汽车工业的增长已经难以为继了。他们看不到美国人继续买车的理由。这些专家认为，大多数买得起汽车的人已经拥有了至少一辆汽车，有的家庭甚至有两辆汽车。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严重失误。2014年，每1000名美国人拥有816辆汽车。现在有2.6亿辆汽车行驶在美国的高速公路、大街小巷和乡间小路上。

每当想到亨利·福特或者T型车时，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一项创新改变了多少美国人的生活？我会想到福特培育的创新文化，想到他为千千万万和我们一样的人过上更好生活所创造的多种可能性。这样的影响力通常是今天的经济工具无法预测的，这同样适用于接下来提到的美国银行的故事。

从意大利银行到美国银行

与许多诞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品一样，金融服务，例如贷款和银行账户，最初几乎是富裕人群的专属品。当阿马德奥·詹尼尼向他工作的银行建议，应该借钱给信用良好的美国工薪阶层时，他遭到了非常粗鲁的反对。詹尼尼下定决心改变这种情况。1904年，他在旧金山成立了意大利银行（BankofItaly）。这家银行专门服务“小人物”，也就是被别的银行拒之门外的普通民众。美国银行就是这样诞生的，并且一度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

有些历史学家把詹尼尼称为“现代银行业最了不起的创新者”，因为他“对银行业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贡献可能比任何人都要大”。从美国银行辉煌的成功，以及詹尼尼的银行实施的新商业模式来看，我们很难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阿马德奥·詹尼尼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从金融服务的未消费者变成了消费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改变当时银行业的主流商业模式。

开辟式创新不限于产品或者服务本身。任何一项开辟式创新的核心都是一种商业模式，它会通过一种有利可图的方式实现某项创新的大众化，让数量众多的未消费者用上这项创新，并使他们获益。开辟式创新的变革力量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

詹尼尼高中辍学，15岁进入继父的农产品公司工作。传统银行业嫌贫爱富的做法让他深恶痛绝，这让他下定决心进军银行业。当时的银行主要为富裕阶层提供服务（詹尼尼坚决排斥这个阶层）。我们不该因此过分责怪当时的银行家，因为当时的美国远远不如现在富有，也不存在行之有效的为非富裕阶层服务的商业模式。当时的银行家把钱借给修建铁路和摩天大楼的大企业，而不是一贫如洗的人，无论这些普通市民多么勤劳肯干，这在当时是说得通的。这也和现在很多贫困国家的情况非常类似。总之，对当时的普通美国百姓来说，获得银行贷款简直难于上青天。他们被看作高风险人群，谁能保证他们一定能还清贷款？实际上，当时的银行业使尽了浑身解数，尽力打消美国穷人走进银行的念头。穷人最好免开尊口，连打听都不要打听。即使偶尔有穷人获得银行贷款，他们往往也要承担高昂的两位数利率。

詹尼尼从这个“被人嫌弃”的群体中看到了机会。他是这样分析的：“对银行来说，‘小人物’是它们可能获得的最好客户，他们认识你后会陪伴着你，不离不弃。”詹尼尼相信自己能开发出一种有利可图的银行业务，为普通加利福尼亚人提供利息更低的贷款。他为中央山谷地区客户提供的贷款利率只有7%，是其他银行利率的零头（如果中央山谷的居民选择从“灰色市场”上获得贷款，利率更是高得离谱）。只要有固定工作，人人都能从詹尼尼的银行申请到贷款，数额从10美元到300美元不等。詹尼尼还成功说服了未消费者，不再把辛苦钱塞到床垫下或是锡罐里，而是存进银行。这样既能得到银行很好的保护，又能赚到利息。

但是，詹尼尼想要一直这样做下去，就必须打破银行业传统保守的操作规则。于是，他“向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银行业发起了挑战”。这是《旧金山纪事报》事后的观察和评价。

詹尼尼走上街头，拦住行人，说服这些潜在客户到自己的银行开立账户。这种发小广告式的做法遭到了其他银行和银行家的强烈鄙视。那些人通常坐在富丽堂皇的大楼里，通过私人财富管家与客户一对一见面，这才是他们惯常用来拉拢有钱人的手段。詹尼尼不仅为客户提供银行服务，还必须为客户提供关于银行服务种种益处的扫盲教育。他在自己的银行里成立了本地咨询委员会，为客户提供购买银行股票的咨询服务，他还成立了覆盖全美的银行分支机构网络，专门为贫穷的工薪阶层客户服务。今天的人们对各种分行、支行早已司空见惯。它出现在100年前，是詹尼尼首创了这一商业模式。

在詹尼尼眼中，美国银行不仅仅是一家银行。为了满足客户需求，他整合了银行的各项业务。例如，1906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当时詹尼尼的意大利银行刚刚成立两年，即将被地震造成的大火吞噬。在两位机灵的员工的帮助下，詹尼尼从金库中抢救了价值8万美元的黄金，他们把这些黄金装进了一辆马车，并在上面盖满了蔬菜作为伪装。其他银行的反应没有这么快，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由于大火引起的高温，这些银行无法打开自己的金库。就在地震摧毁城市的第二天，同行们提议实行长达半年的银行延期偿付措施，以保证各家银行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元气。詹尼尼打破了这一常规做法，他据理力争：“等到11月再开业？那时我们既没了城市，也没了客户，为谁服务？”詹尼尼第二天就开张营业了，他在旧金山北滩搭建了一个临时柜台。那些急于用钱重建家园的小业主和个人，只要“露个面，签个字”，就可以获得贷款。詹尼尼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旧金山的重建和复苏。

詹尼尼的行动反映了他的理念：金库里的钱不是为银行服务的，而是为了服务客户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詹尼尼的意大利银行发展成了一家最不像银行的银行：他开始向移民社区的“小人物”提供贷款，无论他们是南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墨西哥人、葡萄牙人、中国人、希腊人，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来的人。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银行改名为美国银行。1945年，美国银行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

詹尼尼还通过贷款扶持了当时刚刚兴起、尚未发达的新兴行业，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葡萄酒业、好莱坞、高科技行业等。当时，沃尔特·迪士尼（WaltDisney）的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制作超出了预算，詹尼尼站了出来，为他提供了200万美元的贷款。威廉·休利特（William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Packard）成立惠普公司，詹尼尼为他们提供了启动资金。这些企业如今已经成长为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巨头，每年能够吸引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但在当时，没人能够预见它们的成功。詹尼尼还帮助过卓别林（CharlieChaplin），卓别林就是那位曾经说过“电影不过是一时的潮流。它是装在罐子里的戏剧。观众真正想要看到的是舞台上有血有肉的表演”的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演员、导演和制片人。

詹尼尼为普通美国百姓开创市场，帮助他们获得资本，这固然非常重要，比这更重要的是该市场带来的组织制度和基础设施。当银行只为社会上的少数人提供贷款时，它们当然不需要投资基础设施来保证收回这些贷款。然而，当银行借钱给几十万普通人时，基础设施系统就不仅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了。詹尼尼专门派员工查看贷款企业的经营情况，确认这些企业是否正在正常运营。一些银行高级职员发现，对众多从事农产品行业的贷款人来说，要想成功地把产品卖到更远的市场，必须建立合作社。美国银行支持建立了供销合作社，1919年，加利福尼亚农民通过合作社获得了1.27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排在第二位的是明尼苏达州农民，其销售收入为8200万美元）。

詹尼尼对“小人物”的奉献带来了美国银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的父辈和祖父辈都能理解储蓄、复利和投资选择的价值。整整几代美国人从这些知识中获益。如果有人告诉我，现在贫困国家里的“小人物”们没有获得类似的变革机会，我会非常惊讶。感谢詹尼尼和千千万万沿着他的步伐前进的人们，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创新已成为美国的新常态

对我们来说，要选出几项开辟式创新来代表美国太难了。这并不是因为创新太少，而是因为太多而无从取舍。美国的历史写满了创新者的故事，美国今天的繁荣局面来自每个创新者的贡献。当然，并不是每位创新者都能在开辟新市场的事业中取得成功，也不是每位创新者都能保证自己的商业模式行之有效。历史上痛苦的失败案例俯拾皆是。托马斯·爱迪生失败的次数远远多于成功的，还有人记得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吗？爱迪生说过：“我不是失败了一万次，而是成功地发现了一万种行不通的方法。”不管怎么说，爱迪生有几项创新获得了伟大的成功，包括白炽灯泡、电报、电影摄影机等等。爱迪生不断发明创新的过程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伟大的企业：通用电气（GeneralElectric，简称GE）。同样优秀的创新者还有很多。

塞缪尔·英萨尔（SamuelInsull），其是托马斯·爱迪生的同事。他开发了一种将廉价电力输送到全美国的方法，从而把美国的电力未消费者变成了消费者。英萨尔成立的联邦爱迪生公司（CommonwealthEdisonCompany，简称ComEd）融合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它的计费模式以使用时间和用电量为基准，初装费用低廉，还向用户家庭赠送家用电器，以提高用户对电力的需求。1892年，英萨尔的公司刚成立时，只有芝加哥的5000名用户。到了20世纪20年代，其用户达到了400万，遍及美国的32个州。

莎拉·布里德洛夫·沃克（SarahBreedloveWalker），通常被称为“CJ夫人”，她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她对化妆品行业带来的改变上。CJ夫人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为非洲裔美国社区的化妆品非消费者提供服务。在20世纪初，几乎没人看好非洲裔美国社区的生意，然而CJ夫人看到了商机。她为自己，也为别人抓住了这次机会。就像她在1914年说的：“我不会仅仅满足于为自己赚钱，我还在为几百位像我一样的姐妹提供工作。”不管怎么说，CJ夫人还是赚了很多钱，她成了第一位非洲裔美国女性百万富翁。远比这更重要的是，她实现了为几千名妇女创造就业机会的雄心壮志。CJ夫人从未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一度每天只能赚1.5美元的工钱。

查尔斯·古德伊尔（CharlesGoodyear），他经历过几年挨饿受苦的日子，靠在纽约斯塔顿岛海湾里捕鱼果腹，曾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捕入狱。就是这样一位经历坎坷的人，为人类带来了硫化橡胶。曾几何时，人们警告古德伊尔“橡胶已死”。他们看到，橡胶制品会在夏天融化，散发难闻的气味，到了冬天，橡胶制品又会冻得像坚硬的石头。然而，古德伊尔没有放弃，为了造出更加耐用、更加实惠的橡胶，他反复开展试验。经历了几年的失败之后，他终于获得了成功。2018年，全球工业橡胶制品的需求总量达到了1500亿美元。

乔治·多里特（GeorgeDoriot）创办了“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ResearchandDevelopmentCorporation，简称ARDC），它是全球第一家风险投资上市企业。ARDC帮助多里特实现了美国创新文化的制度化。ARDC支持过很多初创企业，包括迪吉多（DigitalEquipmentCorporation，简称DEC）。这家公司曾经极为成功，拥有14万名员工，销售额达到140亿美元。多里特曾经担任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创始人弗雷德·史密斯（FredSmith）的顾问。

没有一位创新者能够单枪匹马地改变美国的命运，但是，他们通过工作带来的连锁反应能够实现这一点。

危房颂歌

当我和妻子买下人生第一座房子时，我乐观地叫它“待修房屋”，这太文绉绉了，我的妻子直白得多，她称之为“一座危房”。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儿女越来越多，我和妻子不得不购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为此，我们节衣缩食，积攒每一分钱。那是一座空房子，由于我们请不起装修公司，所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自己动手。所有的地方都需要修理，每一间屋子都缺点儿什么。有些工作不算复杂，比如粉刷房间；有的工作则很复杂，比如确保窗子不会漏雨，管道不会漏水等。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我们真的把这座“危房”变成了家。这是刚拿到钥匙时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待修房屋”变成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财力、耐心和韧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房子变成了克里斯坦森一家的品质最好的体现：包括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能力（或者我们的不足），以及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千方百计解决问题的精神。

曾几何时，美国也是一座“危房”。但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试错，通过对开辟式创新的投入，美国人最终建成了创新文化。辛格、伊斯曼、福特、詹尼尼，以及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创新者代表着美国的创新精神，它是美国文化的基石。这种创新精神引导着更多的美国人，他们每个人都把美国的繁荣巨轮向前推动了几分。就像亨利·福特说过的：“每次成功都会带来数之不尽的其他成功。”是创新者这个群体改变了美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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