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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建德意志（第3页）

尽管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并非一手打造出这一局势的人，但他懂得如何谨慎地充分利用这一局势。1990年5月，他代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达成了一项关于经济融合和社会福利一体化（但并未涉及政治统一）的条约。他殚精竭虑，巧妙地化解了其他西方国家与苏联不愿让德国重新统一的情绪。举个例子，1990年7月，在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进行关键会面时，科尔对苏联提出了一揽子财政援助计划，成功说服戈尔巴乔夫在同意德国重新统一的基础上，允许德国保留其北约成员身份。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解体，各地区重新加入（联邦）德国，成为德国重新统一后新的联邦州。

地缘政治约束

通过本章的综述，我们可否依照此前在第二章至第五章中讨论前4个国家案例时使用的框架，对二战后的德国历史做有益的探讨？与前4个国家相比，二战后的德国历史显然大为不同。前4个国家均是在一日之内骤然爆发了单个危机：1853年7月8日，佩里船长在日本港口登陆；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芬兰发动进攻；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军事政变；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突发政变，虽然结果并未成功。与上述案例的差别是，二战后的德国并未出现一次压倒性的主要危机，相反地，它在1945—1990年陆续经历了互相叠加而又渐次展开的数轮危机。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二战后澳大利亚危机的发展进程也遵循了平缓渐进的德国模式，同样有别于我们在前4章中所探讨的突发式危机。将“危机”一词涵盖的范围从突发式案例扩展至渐进式案例，是否有误导之嫌？

事实上，这两类案例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它们之间不过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德国也曾经历突发式冲击，而且事实上经历了三次：1945年5月7日和8日，德国正式投降，此时的德国满目疮痍，所面临的危机是本书谈到的所有国家中最严重的；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建立；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持续数月。相较而言，佩里叩关和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事实上也并非毫无预兆的独立事件。相反，它们是先前好几十年间事态逐渐发展、累积，进而爆发的结果，而且要解决这些危机需要经过连续好几十年的努力：这两项特征同样也适用于二战后德国的历史。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我们在第二章至第五章中探讨的所谓“突发式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与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探讨的所谓“渐进式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有相似之处。

因此，我察觉到，将两类不同的案例放在同一框架内探讨是有用的。特别是，二战后德国的历史不但体现了本书危机分析框架中的大部分因素，而且将其中4项因素的作用体现到极致。我们先讨论这4项因素，随后再考虑余下那些体现得不那么明显却仍然意义非凡的因素。

德国首先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地缘政治因素对于国家主动权的约束（表1.2中的因素12）。这一因素决定了一国是否有必要根据他国的行动等待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在第二章到第七章讨论的6个国家案例中，只有芬兰在独立自主行事方面受到的约束堪比德国。如果你不是德国人，一开始听到这个判断也许会觉得很荒谬，因为人们习惯性地认为，20世纪的德国享有充分的主动权，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治下采取果敢的军事行动，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正好印证了我的结论：这两件事都为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都没有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而是主动采取行动，结果自食苦果。

要理解地缘政治因素对德国主动权的约束，只需参照近代的欧洲地图。如今，德国与9个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瑞士、奥地利、捷克、波兰和丹麦）共享陆上边界，同时，德国隔着北海和波罗的海与另外8个国家（英国、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望。除此之外，德国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之时增加了三个陆上邻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匈牙利）。1918—1939年，德国的陆上邻国还多了一个立陶宛。1918年以前，上述部分国家是德国的两大陆上邻国（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近代历史上，德国总共曾拥有20个邻国（如果每个历史主体只算一次，而不把陆上邻国和水上邻国分开计算，也不把过去的国家和现代国家分开计算的话）。1866—1945年，这20个邻国当中有19个（除了瑞士之外）要么曾入侵或经由海路进攻德国，要么曾有德国军队驻扎或经过（指瑞典），要么曾遭到德国的入侵。这20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是（或曾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法国、俄罗斯、哈布斯堡王朝、英国和曾经的瑞典）。

并非只有德国才有邻国，大部分其他国家也都有邻国，只不过其他国家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通常都是具有防护作用的地理屏障。然而，德国北部属于一望无际的波德平原（见插图6.6），没有任何的天然防护屏障：这片平原上没有山脉（不像西班牙和法国有比利牛斯山脉为界，也不像意大利被阿尔卑斯山脉环抱），仅有历史上军队总能轻易跨越的、窄窄的河流。（即使是莱茵河从严格意义上讲对军队也构不成障碍。）当我和我的美籍波兰裔夫人玛丽一同乘飞机从柏林飞往华沙时，她从飞机上俯瞰德国和波兰共同所在的这片平原，用波兰人惯有的黑色幽默（正是这种幽默让这个民族在波折的历史中得以保持健全的理智）调侃道：“真是完美的坦克战选址啊！”她想到的是1939年，希特勒的坦克轧过波兰的领土。而一个了解历史的德国人看到这一幕则可能会想到那些从东边和西边浩浩荡荡地闯进德国北部的军队，包括二战时期的同盟军、两个世纪之前拿破仑率领的军队，还有在那之前的其他入侵者。

在我看来，德国这种被邻近国家包围的地理区位向来是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项影响因素。当然，这样的区位也不乏优势：德国因此成了各方在贸易、技术、艺术、音乐和文化上的交汇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地理区位还在二战中便于德国入侵其他许多国家。

然而，德国的地理区位也为其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和军事劣势。17世纪，西欧和中欧主要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宗教与权力斗争——“三十年战争”的主战场便在德国，这场战争使德国失去了将近一半的人口，而且使其经济支离破碎，政治陷入倒退，影响持续了接下来的整整两个世纪。德国是最后一个（1871年）完成统一的西欧大国，这次统一离不开一位出众的外交家俾斯麦的领导才能，他拥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能够预期众多其他欧洲势力的反应，并做出万全准备。对统一的德国来说，被自己的东西方邻国（俄国及法国）两面夹击无疑是一个军事噩梦。这个噩梦确实发生了，并且让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尝到了战败的滋味。二战后，德国被美国和自己的三个邻国瓜分。除了等待其他国家爆发事端，从而为自己创造出有利时机，联邦德国政府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无能为力。

德国与众不同的地缘政治约束条件意味着，比起那些在地缘政治方面不太受限的国家，糟糕的领导者对德国造成的影响会严重得多。举个例子，虽然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手下的官员因失策与迂腐而臭名远扬，但美国、英国和其他的国家也不乏糟糕的领导者。有海洋作为保护屏障的美国和英国不会因为无能的领导者做了蠢事就惹祸上身，而威廉二世和他手下的官员确确实实在一战中给德国招致了灾难。

俾斯麦曾以一个比喻来总结那些成功的德国政治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背后的哲理：“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看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上帝大步流星地走过哪些地方，又要去往何处。然后，把握时机，抓紧他的衣摆，紧跟他的步伐，这趟旅程能走得越远越好。”这也是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在1989—1990年采取的政策，在维利·勃兰特于1969—1974年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之后，民主德国与苏联的政治走向终于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时机。美国的橄榄球赛场上有一个相同的战术，被称为“伺机而动”。对彼时处在实力巅峰的大英帝国来说，这样的哲理是难以理解的，对今日的美国来说（在外交领域而不是在橄榄球赛场上），这仍然是无法理解的。这是因为，无论是曾经的大英帝国还是如今的美国都期望掌握主动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

自我怜悯？

德国的案例还充分体现了另一个因素——自我怜悯和受害者心态（因素2）的影响。这是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个讨论议题，因为德国实际上曾走上不止一个，而是两个极端：德国在一战和二战后的反应是截然相反的。

1918年10月，正值一战即将结束时，德国在西方战场上最后的军事进攻也失败了，协约国军队向前挺进，并且新增了百万名美国士兵，德国战败已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德军依然在有条不紊地后撤，协约国军队也尚未到达德国边境。然而，随着一支德国舰队发生兵变，还有武装暴动在德国境内的爆发，停战协商的进程不得不加速，最后只能匆匆定论。这便为一战之后德国国内的煽动者，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提供了可乘之机，他宣称德军并未在军事上被击败，而是背信弃义的平民政客背叛了德军。获胜的协约国通过《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条款，包括声名狼藉的“战争罪责条款”，给德国贴上了挑起战争的侵略者标签，这激起德国人更深一层的怨怼。因此，尽管一战后不少德国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何种战前政治失策导致了德国在不利条件下陷入战争，但一战后的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德国是受害者，国家的不幸并非领导者的责任。

现在，我们来对比一战后德国民众形成的受害者心态和二战后德国民众的心态。1945年5月，德国军队在各大战场上均被击败，整个德国被同盟国军队分区占领，德国提出无条件投降。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一致认为，二战的欧洲战场完全是由希特勒挑起的。德国人逐渐了解到，德国政府所实施的集中营政策以及德国军队在东部前线的所做所为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德国的平民也承受了不少苦楚，尤其是汉堡、德累斯顿和德国其他城市均被轰炸。面对苏军的挺进，德国民众纷纷逃离家园，战争结束后，波兰、捷克和其他东欧国家政府对所有生活在东欧及前德国东部领土上的德意志族群进行驱逐。据估计，苏联的占领和驱逐行动使超过1200万德国平民成为逃亡的难民，其中有超过200万人被杀害，有100万女性遭强奸。

平民遭受的这些苦楚在二战后的德国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不过，二战后，自我怜悯和受害者心态并未像一战后那样，成为德国人的主流心态。部分原因是，德国人意识到，俄罗斯、波兰和捷克之所以对自己施加恶行，是因为不久之前自己给这些国家的民众造成了痛楚。可是，我们不应该就此认为，德国人在二战后摆脱受害者心态、直面那段耻辱是理所当然之举，毕竟一战后的德国人和二战后的日本人（见第八章）均形成了受害者心态。这种直面自己过往历史的痛苦经历使今日的德国受益良多，不像一战后的德国或今天的日本，如今的德国更加安全，与其昔日的敌人之间的外交关系要好得多。

领导者与现实主义

还有两个在德国体现得最为极致的因素，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是领导者的角色，一个是能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由于地处欧洲的中心，不像有海洋保护的英国和美国，德国一直以来都面临更多的困难与危险，领导者优秀与否对德国的影响也远大于英国和美国。

在给国家带来消极影响的领导者队伍中，希特勒当属近代世界历史中的头号人物。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即使没有希特勒，光是《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和1923年德国货币的崩溃，还有从1929年开始出现的失业与经济萧条，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便足以促使德国为推翻条约而开战。也有人可能会反驳道，没有希特勒，德国挑起的二战会是截然不同的一场战争。希特勒异于常人的邪恶头脑、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果敢大胆的外交政策，还有消灭一切犹太人的企图，都是那个时代德国其他的修正派领导者所不具备的。尽管他在一开始取得了军事胜利，但不切实际的自我评估使他不断推翻自己麾下将领的策略，并最终导致德国的战败。那些致命的、不切实际的决策包括：在1941年12月无缘无故地对美国宣战，尽管当时德国正同时与英国和苏联打得不可开交；1942—1943年，当将领们申请让受困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撤退时，希特勒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在德国近代历史上，排名紧随其后的糟糕领导者便是德皇威廉二世，他统治德国长达30年之久，并导致了德国在一战中的落败。有人可能会再次争辩说，不管有没有威廉二世，一战都会发生。然而，同样地，倘若没有威廉二世，这样一场大战很可能会呈现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因为就像希特勒，威廉二世也是一个异于常人的角色，尽管这体现在不同的方面。虽说威廉二世远不及希特勒强大，但他始终手握任命和废除德国宰相的权力，大多数德国人都效忠于他，而且他还可以指挥德国的武装力量。虽然他不是恶人，但他有很多缺点，例如情绪不稳定、不切实际、判断力弱等，他在很多场合行为极度不当，为德国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他的诸多不当政策最终导致德国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参与一战，并最终战败，其中一项政策是，他拒绝更新俾斯麦签署的德俄之间的条约，从而使德国因地理区位而导致的军事噩梦变为现实，即在东西两线上与俄国和法国同时开战。

与上述两者相反的是维利·勃兰特，他是一名成功的德国领导者，并且会对形势做出现实的评估。他承认了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方集团国家的合法性，接受德国分别与波兰和苏联签署的条约，接受了奥得河–尼斯河线以东的原德国领土已经丧失的事实，扭转了联邦德国此前长达20年的外交困境。随后的联邦德国总理延续了勃兰特的政策，人们可以说，作为德国领导者的勃兰特确实扭转了乾坤。勃兰特的对手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持续反对他的上述政策。勃兰特接受奥得河–尼斯河线作为国界确实需要具备非同寻常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政治勇气，他的前任缺乏这样的品质，而他的继任者则缺少他在华沙犹太区之行中展现出来的令人信服且深入人心的个人魅力。康拉德·阿登纳、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穆特·科尔也是二战后诸多德国总理之中的佼佼者。总体而言，二战之后的德国总理一直保持良好的判断力。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此深感诧异，因为在同一时代，美国却出现了好几个失败或平庸的总统。

另一位带来积极影响的德国领导者是奥托·冯·俾斯麦，他是普鲁士王国的首相、德意志帝国的首任宰相，在1871年完成德国的统一。当时，德意志的统一面临着巨大的阻碍，特别是遭到除普鲁士之外的德意志小型邦国的反对，遭到强大的邻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兰西的反对（只能靠战争解决），遭到距离更远的俄国和英国的潜在反对，还要面对哪些德意志民族可以真正融入统一的德国这般恼人的问题。俾斯麦是一名超现实主义者，他熟知1848年德意志革命失败的缘由，了解德国统一所面临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之声，然后一步步推进统一的进程，先以一些小的举措为开端，仅在小举措失败之后才采取更强力的手段。他意识到普鲁士在重要事件上的主动权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约束，因此他必须等待有利时机，迅速行动。同时代的德国其他政治家在政治技巧上很难望其项背。但俾斯麦也常常为世人诟病，因为他没能培养出一个适合的继承人，没能解决德国存在的一些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在他的宰相任期结束24年之后一战的爆发。可是，在我看来，要俾斯麦代替威廉二世及其手下的官员受过，似乎有失公允。俾斯麦还被批判好战，可是，如果没有他发动的三场战争（而且其中两场历时非常短暂），被一众反对者包围的德国几乎不可能获得统一。（四场战争方才换来意大利的统一，然而意大利并没有被贴上好战的标签。）当德国在1871年实现统一时，还有数百万讲德语的人被划在边境之外，但俾斯麦足够理性地认识到，他已经尽己所能了，其他势力绝不会容忍德国的进一步扩张。

危机框架

我们接下来简单地讨论危机框架中其他与德国的案例吻合的因素。二战后的德国展示了选择性变革（因素3）的作用。在本书讨论的所有国家当中，德国在政治层面做出了最大的改变，它彻底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纳粹历史。德国还实施了一些重大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在淡化往昔的权威主义色彩和提升女性地位等方面。不过，德国传统社会的许多核心价值观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其中包括政府对艺术的支持、对全民医保和退休福利的支持，还有强调集体观念高于个人权利。作为美国人，每当我重新回到德国，我都会惊喜地发现，即使在德国的小城市也有歌剧院，我年长一些的德国朋友在退休后依然能维持体面舒适的生活，村庄往往保留着当地特色（因为分区法规明确指出，居民房屋屋顶的样式要与本地样式相统一）。

在德国近代历史上，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因素4）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差异较大。联邦德国充分利用美国“马歇尔计划”带来的援助，在1948年后创造了经济奇迹。相反，因战败而被要求支付战争赔款，导致了二战后的民主德国和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的衰退。

强烈的国家认同（因素6）帮助德国人民熬过战时的惨败、被他国占领以及分墙而治的痛楚。（有些德国之外的人可能会认为德国人的国家认同过于强烈。）这种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是德国举世闻名的音乐、艺术、文学、哲学和科学成就。马丁·路德以德语编纂的《圣经》译本促进了各种德语方言的统一。另外，尽管德国几个世纪以来在政治层面处于碎片化状态，但共同的历史印记让德国人始终认定自己是统一的整体。

德国展现了面对挫折和最初尝试失败时的耐心（因素9），还展现了从过往的成功中孕育而出的自信（因素8）。德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它的成功离不开耐心。例如，它在1871年不顾重重困难达成统一，在1990年同样于复杂局势中等到重新统一的时机，还在二战结束后创造了经济奇迹。

二战后，德国的发展既有内部力量又有外部力量的作用。内部力量促使德国直面其纳粹历史，但也导致1968年国内学生运动的爆发。外部力量，例如匈牙利在1989年对奥地利开放边界，以及苏联的衰落，促使德国的重新统一被提上日程。

在不同于个人危机的国家危机影响因素中，德国很明显地展现了与昔日的对手进行和解这一点。德国承认自己的纳粹历史，标志性的事件是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下跪，这使德国有可能与毗邻的波兰和法国发展出相对平和、诚恳的关系。与之相比，日本与韩国或中国之间的关系要疏远得多（见第八章）。另外一个国家危机所独有的因素是，彻底的变革要通过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演进的方式来完成。近代德国经历了三次革命，或者说暴动（其中两次直接宣告失败），分别是：1848年德意志革命，试图实现统一和民主化，但最终失败；1918年德国革命，最终推翻了帝制；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寻求以暴力方式改变德国社会、经济体系和政府形式。其中一次革命的宗旨最终通过和平演进的方式得以达成：1968年后，学生运动中的许多目标以和平的方式得以实现。1989—1990年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是通过和平演进的方式实现的。

有意思的是，近代德国提供了4组有关一国遭遇惨败和随后试图反败为胜（两者之间相隔21~23年）的案例。这4组案例分别是：1848年统一革命的失败和1871年的成功统一（相隔23年）；1918年在一战中的惨败和1939年为扭转败局而发动的二战，但最终还是落败（相隔21年）；1945年在二战中的惨败和1968年的学生运动（相隔23年）；还有1968年的学生运动与1990年德国的重新统一（相隔22年）。当然，这4组案例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外部因素也影响了这些间隔的长短，尤其是1968年和1990年之间的间隔。不过，我认为这些平行的组合还是多少有些意义的：21~23年大致意味着人类一个代际的变迁。1848年、1918年和1968年的经历对当时德国的年青一代来说是决定性的，而20余年后，当他们成了国家的领导者时，会发现自己正试图完成年轻时未竟的事业（例如1871年和1990年）或试图消除年轻时不快的经历（例如1939年）。1968年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并非四五十岁的、经验老到的政客，而是二十多岁、初出茅庐的激进派年轻人。正如一位经历过1968学生运动的德国朋友告诉我的：“没有1968年，就不会有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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