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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你骗我！”她生气地说：“只是随便浏览，你记笔记干嘛？”

“少蓁，你该体谅我。”我心情痛苦地说：“我是研究历史学的，翻译只是我的副业。我不能荒废我的主业啊，不能庸庸碌碌，无所事事呀……”

“你替我想过没有呢！更重要的是，你替孩子们想过没有？你戴上右派帽子，他们就是右派子女！他们要受到整个社会歧视！我……跟你说，我现在只希望能安安静静过日子，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难道你连这点儿也不能给我吗？”

她冲出门。我怔怔望着写字桌上那堆书稿，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整整在书房里坐了一夜。

唉，如今回想到当时的那一幕，仍然使我心如刀绞。应该说，这时的少蓁已经比过去成熟多了。她隐约感觉到了我前面的荆棘之路，担忧厄运会又一次降临到我头上。我承认，她的眼光比我敏锐得很多。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我听了她的话，未发表那两篇文章，大概是不会第二次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但是，即使这样，我的命运会更好些吗？现在，我对以前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我更相信自己的命是被主所注定的了。一九六三年，我犹豫再三，发表了两篇论文《王阳明哲学思想初探》和《论徐光启》。这是我利用手头上的《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中的部分资料而写成的，我觉得这两文更带有纯粹学术研究的味道，与政治无关系，估计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没有想到，我的这两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立即遭到了重点批判，罪名不一而足，什么“胡适思想的鼓吹者”、“宣扬唯心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侵略抱赞赏态度”等等，后来，干脆就是谩骂了：“不知悔恨的洋奴”、“文化鸦片贩子”，等等。这都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

一九六五年六月，所里新来一位党委书记，他找我谈话，脸孔铁板，不容我有任何辩解。他只是读了早已记在本上的几条，通知我停止写作和翻译，全部时间投入学习。要我写检讨与交代材料，甚至询问我解放前与胡适有没有私人交往？与胡适派其他学者都有何来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记下了他所说的话，并且答应交出我的全部学术笔记。那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脑海里一片云雾，懵懵懂懂几回撞到了树上，撞着了行人。那时我朦胧意识只是存在着一个念头，怎样去面对妻子呢？这一切，如何去跟少蓁讲呢？

吃晚饭时，少蓁已瞧出我有心事，时不时瞥我一眼。她脸上也是阴霾密布，因为她已经看到了报纸上那些点名批判我的文章，她也猜到了是不好的兆头。她却并没有急切地向我询问，而是精神疲惫地收拾碗筷，催促方方和圆圆去写作业，又在厨房里足足鼓捣了半小时才出来。

她走到我跟前—；—；那模样至今难忘，眼睛低垂着，外面一圈白边，皮肤是死灰色。她嘶哑地低声喘息着：“哦—；—；哦，又出了什么事儿啦？”

我的心抽紧了，我实在不愿意告诉她这些事儿，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结结巴巴说着，语不成句，尽量在可怖的事实上再抹上一点儿虚饰的金粉，跟她说，我也许还有希望，只要老实交代……我嗫嗫嚅嚅没有讲完，就被她打断了，“算—；—；啦，算啦，别说啦！”她用一种冷静出奇的神情，冰冷看我一眼，站起来就走了。那一夜，我们分居了，我睡在了书房里。

第二天早晨，我见她两眼红肿，可能是哭泣了一夜吧。我内心很难受，深深懊悔自己使家庭也受到牵累，实在是对不起她和孩子们。

我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的两个月后，方方考中学了。他的各方面功课都很好，在小学当过少先队大队长，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生”，但，我的右派问题，竟也影响了他！九月份，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方方的第一志愿是北京五中，却未能考取。虽然。他的考试成绩已远远超过分数线，可仅仅是因为“出身不好”，就被摒弃在重点中学门外。

少蓁拿到通知书非常惊慌，手簌簌颤抖了。突然，她迸发出极其凄凉悲恸的痛哭声。我哆嗦着伸出手，想要劝解她几句。她猛地推开我，捂着脸孔，呜呜哭着，奔进了房间里。

又过了两天，晚上我正在书房里看书，少蓁忽然走进来。她的两眼直勾勾瞧着我，眼珠在凹陷的眼窝里睁得很大，脸庞显得消瘦和惨白。

“哦，罗水泊，我已经想好啦……咱们，分手吧。”

“好吧，我同意。”我强抑制住涌上来的泪水，掏手绢，假装捍鼻涕，抹去了它，“咱们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这倒不必。”少蓁的声调极为冷漠，“那不过是个手续，以后再说。最重要的，你应该搬出这儿。你们研究所有宿舍吗？可以找到住的房间吗？”

“行。明天，我就去和领导谈，争取早日搬出去。”

“最好在一星期内解决好这件事。”她的眼皮下垂，看也不看我，“找到了房子以后，把你的那些书和稿子都带走吧。我们就算断绝关系了，没有我同意，你不许再回家了。”

少蓁刚走出门，我就捂住脸，身体抽搐着，让滔滔不绝的泪水流淌下来。我扑倒在沙发上，哭了一夜。

少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也许，她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不希望我这个右派爸爸再来影响他们的前途吧。也许，她也是希望用这种冷酷的作法，来震撼我一下子，使我有所顾忌，不再一意孤行地迷恋学术研究了吧？也许，她真的对我彻底失望了，觉得我真是个害人精，走到哪里害到哪里，她对我实在是恩断义绝，一点儿感情也没有了？我不知道。我想，大概别人也不会知道的。她就带着这些秘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她却一直拖延着不和我办离婚手续。我曾几次写信催促她，她都置之不理。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尔后，我离开了家庭，住在研究所给我的一间陋室里，又没完没了写交代材料。我也趁此机会读了一些书，借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机会，又阅读了十九世纪一部分哲学家的著作。过了两月，我又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是在北京郊区房山县附近。在那儿，我无书可读，也无心去参加“四清”运动，拜一位老农为师，将山区中的各种野花野草的名称记下来，画了一些图谱，又详细记下它们的药用功能。一天，我弄到了一本周氏家族的族谱，竟也津津有味研究了十几天。这时，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是初露端倪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批判吴晗和翦伯赞的文章，又联想到自己的学术观点，估计我自已被进一步批判是势所必然了。果然，一九六六年五月份，我们就回北京了，集中在部队营房里，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又写交代材料。

这期间，我又回家了一趟。我先给少蓁写一封信，说是我的衣服已破旧，要回家再取一部分衣物，还想再拿几本书。此外，我离家多半年，积攒了几百元钱，也得交给她。我虽然与她协议离婚，可我仍然有赡养子女的义务。等了数天，不见她回信，我就贸然回去了。那是一个星期六傍晚，先是圆圆开的门，她见了我，一脸惊慌，对厨房里的方方嚷道：“哥哥，怎么办呀？他罗水泊回来啦！”方方正在煮面条，腰间系着围裙，满脸煞气指着我鼻子说：“你怎么还要回来？啊……啊！我们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为什么还回来？”我说：“我来取我的东西……”他瞪眼说：“妈妈给你回信了，把粮票和油票都寄给了你！你干嘛还是回来？你……告诉你，我们全家跟你彻底断绝关系了！”

正说着，少蓁回家了。不过才多半年，她好像老了二十岁，头发干枯蓬乱，面容憔悴，满是皱纹。不知怎的，落了两颗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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