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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第2页）

这里是战国时的楚国属地，“荆楚雄风”与毛泽东的“极目楚天舒”的名句，其文脉皆源出于此。在地质构造上，江汉平原属远古下沉地带，广为分布着疏松沉积物，长江河道就发育在这些沉积物之上。较之于横断山区与三峡河道，这里是真正的疏软宽松了，长江河曲便应时因地而生，显示着历史时期江水在相当程度上的无拘无束，放任自流。但，其向东、又向东的方向始终不变，长江是有指向的，江河的指向总是渗透着神圣与使命。

河曲是距离的延长，也是江水之力量的显示和积蓄。

从宜昌到武汉的直线距离是286公里，百转千曲的江水行程却是712公里。

人类希望走直路，江河不惜走弯路。

直路是直奔目的地，弯路孕育着变化和创造。

正是江汉平原上弯弯曲曲的大江流水孕育了楚地、楚国、楚文化。到得荆州，便有楚风扑面了。

古荆州即今之湖北江陵，位于江汉平原西部、荆江北岸，楚文王元年，楚国由丹阳（一说今湖北枝江，一说秭归）迁都至江陵，时称郢都。遗址在江陵城北5公里处，此故郢都也，因在纪山之南又称纪南城。至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又在旧郢城东南筑新城，当年的土筑城墙历经风雨而犹有形迹可寻。1975年的考古工作证实，郢城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面积为16平方公里，是今日之江陵城的三倍。城有八门，城内的夯土台基最高的达6米，其间有水井、窑址400多处。已发掘的西城门显示，有门道三，中门道尚留有楚国车轮的辙印。南北城门的古河道出口处，也是三门道且各有水门一座。当时郢都位于水陆要冲，可谓车水马龙繁荣华丽，东汉桓潭在《新论》中不无夸张却又形象地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早晨穿着光鲜的衣服上街，因为人挤人，晚上便被挤成破旧了。郢都又有别称：“挤烂城。”郢都的辉煌又岂止于此？孔子、墨子、庄子都到过纪南城，法家吴起在这里主持过变法，荀子在楚国做过兰陵县令，屈原、老子、许行、天文学家唐昧是楚国人。还有岑参、崔道融、戎昱、宋代“小万卷”朱昂均是史书有载的江陵才子。

古时楚国还是音乐、舞蹈之乡，是“南风”、“楚声”的发祥地。戏剧家优孟、音乐家俞伯牙、歌舞家莫愁，在楚都倾倒过多少楚人，然后是楚乐昂扬、委婉的流传。

“器乐是纯粹抽象的艺术，楚人最为擅长。现已出土的楚国乐器，有钟、馎、钲、铎、铙、钤子、铃、磬、鼓、瑟、琴、笙（竽）、排箫、麂和相。大型乐队以钟、磬为主，配上鼓、瑟、笙等。钟发声洪亮，磐收韵清越，金声玉振，相得益彰。小型乐队仅用鼓、瑟、笙，都是大众化的，没有贵族化的钟与磐。钟、鼓、瑟、琴、笙各有几种样式：钟有甬钟和钮钟之别，编配成套；鼓有建鼓、虎座凤架悬鼓、鹿鼓和手鼓之别，形制各异；瑟的弦数，多为25根，也有较少的，最少为18根；琴仅见6张，5弦1张，7弦3张，10弦2张；笙的簧数有10、12、14、18不等，还发现了葫芦玺、排箫，多为竹制，但也有石制的。”（《长江文化史》第201页）查考古杂志，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一套编钟多达64件，另有楚惠王所赐赠的馎1件，可谓阵容浩大。其中，甬钟45件，击之，总音域跨5个八度音程，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只少一个八度音程。其中心音域部位三个八度音程的范围内，十二个半音齐备，是世界上最早有十二个半音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

屈原在《九歌》中写：“扬抱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唱”，这应是小型乐队的演唱；又写：“缩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簏，鸣篼兮吹竽”，这是钟鼓交响的大场面了。“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羌声色兮娱人，观者儋兮忘归”（屈原《九歌》句）是何等的陶醉，何等的迷人，这教人陶醉与迷人的是2000多年前的楚地、楚乐啊！道家与儒家同时兴起，前者代表中国南方文化，奠基者为老子；后者代表北方文化，奠基者是孔子。先秦诸子的著作，成书年代以《老子》为最早。今本《老子》共81章，计5700余字。1973年至1974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有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与今本大同小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有孔子向老子问礼事，孔子并对其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耶？”闻一多，楚人，论及孔子与老子时，在《龙凤》一文中说：“龙凤是天生的一对，孔老也是天生的一对。”大哉斯言。

老子以五千言思接鸿蒙于天地之间作彻上彻下、彻里彻外之论，体大精深而胜义迭出。其中以“道”为核心，派生天下万物的宇宙生成之论，已成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古今中外莫不如是。亦即老子笔下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为何物？从何而生？

楚人不仅多思，而且重文采，“庄周的散文和屈原的诗歌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长江文化史》）

庄周亦即庄子是无羁无绊、无拘无束、光怪陆离的。古往今来多少人们可以想象与比类的美妙的想象及比类，几乎都集中到了庄子一个人笔下。这就有了太史公的“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之论，又有了鲁迅的“仪态万方”之赞美，接着又说“晚秦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其实就作家笔下的“仪态万方”而言，晚秦诸子至今，捉笔的虽万人千家又有何人能与庄子比肩？

说庄子之作为“天下第一才子书”，不为过也。

庄子思想源出老子，是仅次于老子的道家宗师。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以辞令”，“正道直行”，“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公元前278年秦兵拔郢都，次年自沉于汩罗江。

屈原的诗歌与庄周的散文异曲同工，“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笔者有幸，在国学大师、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门下学有多年，先生告诉我，在屈原之前早有诗歌，从屈原开始才有诗人，屈原是中国诗人第一人。文先生还认为古往今来可以从多个视角评价屈原之作，但，先生觉得有一个角度是被忽略的，那就是屈原心中、屈原笔下的“芳草美人”。读屈原的作品，最好要吟唱，文先生的吟唱使满屋喧然归于寂静，如《离骚》句：

驷玉虬以乘鹙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軔于苍悟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拜节兮，望岭堪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如《九歌，少司命》句：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兮目成。

人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楚国称雄长江中游，作为治国理念，还有一人不可不提，即曾国的思想家季梁。

春秋早期的楚国之所以能从弱到强称雄江汉，史家认为，楚有明君也。当时楚国与淮汉之间的国家和部族相比，资源与文化都是落后的，所取的一则以开放而集他国之长，二则以励精图治而强立国之本。综观当时长江中游的态势，聚居在鄂东南与赣西北的扬越，因出产红铜为资源最富有者。而汉水支流溃水流域的曾国，以铸造铜器闻名，比起曾国铜器更难得的，是他们还有大夫季梁这样的思想家。季梁思想的要旨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公元前706年，楚伐曾，设诱敌之计。曾侯欲出击，《左传丨桓公六年》记季梁谏阻道：“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然后致力于神。”“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其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何福之有？”曾国，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即文献所载之隋国，公室为姬姓，地理位置深人蛮荒之中，生存环境所给出的条件与警醒是明明白白的：民乱则国乱，民安则国安，惟民安、民和才能生存发展与列国共存。推崇季梁的不光是曾国也有楚国，季梁的思想所照耀的是一个时代，因而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中的以下论述是极为精当的：“先秦的民本思想，萌芽于《尚书》，形成于季梁，经过老子、孔子、墨子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发挥，至战国中期的孟子而唱出了最强音。”楚人对季梁的思想及一切外来文化从不拒绝，楚文化首先是融合的文化，因而又是创造的文化。

楚国于兴修水利大为陌生，不懂筑陂，淮夷是筑陂高手，便向淮夷学。楚庄王时派孙叔敖主持期思坡这一流域性的大型水利工程，今河南固始县有遗迹可考，有水利之便，稻作农业发达，江陵美食“饭稻羹鱼”有口皆碑。北宋时，据传，宋仁宗召见江陵张景，问：“卿在江陵所食何物？”张景答道：“家常便饭耳，新粟米炊鱼子饭，嫩冬瓜煮鳖裙羹。”仁宗有遗憾之意：“朕未曾尝过。”至今，江陵美食以“冬瓜鳖裙羹”为首，山药泥、九黄饼、江米藕也是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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