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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格拉斯哥 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没落（第2页）

正如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格拉斯哥对所有现代城市的警示是：任何“无处不在”的经济效应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在达里恩峡谷，负外部性恶化了环境，伤害了每个人，但又不能特别归咎于任何人。因此，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这种效应。然而在正外部性的情况下，逻辑是颠倒的。劳动力队伍、技术和供应链的好处惠及城市中的每个人，但没有人特别负责维护它们，格拉斯哥显示出的风险是保护这些条件的措施太少了。

死亡来得很快。按吨位计算，英国造船厂在1947年制造了全球57%的新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件好事，德国和日本的造船厂被摧毁了，在战争中失去客轮和油轮的盟国需要新的船只。和平的海洋意味着全球贸易的蓬勃发展，对货船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全世界商船队的运力在1948—1965年翻了一番。但克莱德河畔的船厂没能抓住机会，开始失去市场份额。到了1962年，英国在全球船舶制造业的份额仅为13%，到1977年，该行业已被收归国有，成为英国造船公司，但该公司很快就倒闭了。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一流的船舶制造业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轰然倒塌，最后变成了一个国有企业的躯壳。马歇尔的三种集聚力量给我们的教训是，当一家公司在一个城市建立时，它会为所有其他公司创造看不见的利益。与之相反，每当一家公司离开一个城市，那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技术创新缩减，供应链更加薄弱，这些都会影响留下来的每一个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一个城市应该极其严肃地对待任何会损害该地公司利益的事情——包括外国竞争。

英国严重低估了来自海外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未能认识到亚齐最近表明的一些情况，即实体基础设施可以迅速重建，而且一旦重建，往往会比以前有所改善。汉堡和不来梅的船厂在英国的“千架轰炸机”空袭中被摧毁，日本在长崎的重要船厂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但这些竞争者战后迅速进行重建，并在此过程中对它们的船厂做出了巨大的改进。

日本的新船厂使用的是干船坞，这种方法是在一条河旁边的凹槽里建造船只，一旦船准备下河，凹槽就会被灌满水。在克莱德河，轮船仍然建造在有倾斜度的河边滑道上，因此格拉斯哥的造船工人不能使用水平仪，而必须使用一种特殊的工具来调整所有的东西，以适应船的倾斜度。日本的新船厂也大得多，使它们能够更大规模地运营，并实现成本节约。日本开始赢得合同，这降低了格拉斯哥的市场份额。

克莱德河曾经是一个创新中心，但这里的工人却被旧技术困住了。外国竞争者开发了新的焊接方法来连接船体的各个部分，而克莱德船厂通常使用耗时、昂贵和沉重的铆钉。1965年，英国政府派遣了一个部长级代表团去日本对该国的造船新设施进行考察，他们的发现让人坐立不安，位于大阪以西100公里处的相生船厂的工人当年每人建造的船舶吨位为182吨，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国船厂的22倍。

曾几何时，造船业中最好的想法在格拉斯哥自然地涌现出来，工头只要抬头看看克莱德河岸，就知道他们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但是现在这个行业已经国际化了，克莱德的船厂没有对重要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客户的需求转向了由柴油发动机驱动的长途货船和油轮，而不是格拉斯哥著名的燃煤蒸汽船。航空旅行的出现和对大规模移民的限制，意味着对大型客轮的需求下降，而大型客轮是克莱德河船厂的另一个专长。所有这些趋势早在几年前就有迹可循了，虽然公司有职业经理人，但格拉斯哥的管理人员通常是来自车间的男性，他们在当前的工作中表现出色，但在跟踪外国最新技术或发展方面却不是专家。

船厂所有者也未能进行恰当的再投资，他们虽然获得了可观的股息，但只将不到5%的利润投入到新机器和新技术中（相比之下，汽车制造商的再投资比例超过12%）。造船厂在应该投资前沿技术的时候却被榨取了资金。克莱德河沿岸传播的思想曾一度引领世界，但是现在整个城市都已经过时了。

呼叫邓禄普

英国历届政府也发挥了作用，在糟糕的经济基础上实施了灾难性的产业政策。船舶制造业如同一个烫手山芋一样被扔向政府部门，产生了大量的研究和报告，但很少有创新的想法。由于无法决定如何做，政客们在1965年成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雷伊·格迪斯担任主席。该委员会没有航运方面的专家（格迪斯是轮胎制造商邓禄普的常务董事），委员们也没有参观过造船厂。经过数月的深思熟虑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想法，即试图利用一种名为“分组”的政策来模仿规模较大的日本船厂。格迪斯的结论是，像英国克莱德河这样的区域有太多独立的船厂，它们应该通过强制合并而形成更大的集团。每个造船商都可以保留自己的地盘，但他们会表现得好像他们是一个更大集团的一部分。

即使就其本身而言，这个计划也毫无意义。威斯敏斯特的官员所迷恋的日本船厂是大型的单一场所，格迪斯的计划只是为现有的设施重新贴上标签，称它们为企业集团。格拉斯哥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1967年11月，由费尔菲尔德、亚历山大·斯蒂芬、查尔斯·康奈尔、约翰·布朗和亚罗船厂组成的上克莱德造船厂成立。重新贴上标签的基础设施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日本的大型船厂，这些独立的船厂并没有变得更大，它们之间的距离仍然有几英里远。常识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方式。

与日本大型船厂竞争的唯一方法是建造一个设施，这可以是一个公共设施，各个船厂可以根据赢得的合同竞标租用此设施。除此之外，根据马歇尔关于在成功的城市中，公司之间具有溢出效应的观点，格拉斯哥需要出台政策以重新点燃该市已枯竭的正外部性，开展一项大规模的培训和设备投资计划，以创造一批熟练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可以再次在前沿造船技术中发挥作用。

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在四年的时间里，上克莱德造船厂花费了纳税人7000万英镑，但却没有实现格迪斯所承诺的效率。1969年夏天，该集团已经濒临破产，依靠政府的救济艰难度日，直到1972年才解散。随着船舶制造业的衰落，格拉斯哥的失业人数大幅上升，从1947年的几乎为0到1966年达到11.8万人，1983年达到9.6万人。如今，格拉斯哥有5.9万户家庭（占总人口的14）的成年人没有工作，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英国的平均水平。

贫困与死亡

卡尔顿的故事

55岁左右的克雷吉是土生土长的卡尔顿人，这是格拉斯哥东区的一个区域，记录了这个城市最低的平均预期寿命。克雷吉在伦敦路与威尔士街交叉口附近的一户人家长大，此地也位于该区的正中央，他还依稀记得失业对该地区的影响。在他的童年时代，东区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你会一直很忙，你虽然很穷，但你一直在工作，你的父母也会给你找一份工作。1972年克雷吉开始在巴拉斯水果市场工作，然后在当地的小酒馆卖柴火和晚报，后来他在当地的面包店找到一份工作。他的朋友也在幼年或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工作，一些人制作雅各布奶油饼干，另一些人则制作泡菜罐头。

克雷吉和他的同伴在1978年年满16岁，但那时一切都改变了。马歇尔的第三种集聚力量——企业对一个城市的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网络的影响，已经把痛苦的船舶制造业的损失传递到了整个格拉斯哥。位于伦敦东区的帕特海德锻造厂本来是克雷吉的天然雇主，在鼎盛时期，曾有2万名工人在那里工作，其中许多人为造船厂制造钢铁部件。但是由于造船厂的衰落，锻造厂也在1976年倒闭了。威廉·阿罗尔爵士于1872年建立的达尔马诺克工厂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先驱，该厂制造了用于将火车机车吊到轮船上的巨型“泰坦”起重机，工厂苦苦支撑，制造了数年的钢桥，但在1986年倒闭了。随着该地区历史悠久的雇主消失，对克雷吉和他的许多朋友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失业、酒精和海洛因来定义的。

在戒毒十年之后，如今的他在戈尔巴尔斯的一个戒毒中心做戒毒顾问，这里是克莱德河以南的另一个贫困地区。该中心在我拜访时非常繁忙，这反映出格拉斯哥严重吸毒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当克雷吉回忆起他吸毒成瘾的过程时，他反思了生活在卡尔顿的人们的低期望。他的父亲是一名屋顶修理工，克雷吉说：“他是一个性格强硬的人，可能会有暴力倾向，他努力工作，努力喝酒，努力争斗，所以很容易就死了，卡尔顿的平均死亡年龄真的很低。”他的父亲和叔叔都在55岁去世，他的姑姑在56岁去世。

格拉斯哥的黑暗之谜

酗酒、吸烟、不良饮食习惯和缺乏锻炼，这些糟糕的慢性因素都缩短了格拉斯哥人的寿命。这座城市建在烟草上，帕特海德和达尔马诺克（卡尔顿东端隔壁的郊区）最近的数据显示44%的人在吸烟，其中包括36%的孕妇。格拉斯哥酗酒导致的死亡人数是苏格兰平均水平的好几倍，而苏格兰的平均水平本身就高于欧洲标准。格拉斯哥山峦起伏，绿意盎然，绵延数英里的自行车道提供了绝佳的视野，但在较贫穷的地区，超过14的成年人受到残疾的困扰。在工作日的下午，在一条从市中心向东延伸的历史大道——绞架门（Gallowgate）上，到处都是站在酒吧外吸烟的失业男女，许多人都用拐杖和齐默式助行架撑着身体。

第二组更严重的因素——毒品、暴力和自杀是格拉斯哥50岁以下人群的主要“杀手”。2016年，该市记录了257例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事件，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英国其他地方。苏格兰地区每年因毒品死亡的人数如图6.1所示。除了吸毒死亡的统计数据外，格拉斯哥的自杀率和谋杀率都远远高于苏格兰的平均水平。男性是最危险的，占自杀人数的69%，占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人数的70%，占谋杀案的75%。克雷吉挺过了吸食海洛因的岁月，但是对其他格拉斯哥男人来说，毒品、暴力和自杀是致命的。

图6.1苏格兰每年因毒品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这些因素都与经济贫困有关。贫困对健康影响的统计分析是格拉斯哥的另一项创新，这可以追溯到1843年对霍乱疫情的开创性研究。今天，格拉斯哥拥有61个微观区域的深入数据。统计数据显示，在卡尔顿、戈尔巴尔斯和戈万等受工业损失打击最严重的地区，人们的收入较低，失业的可能性较高，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吸烟、酗酒、吸毒并英年早逝。换句话说，工业本身的消亡最终是一种经济上的失败，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格拉斯哥的人这么早就离世了。

但这种纯粹的经济解释并不能完全说明格拉斯哥人的过早死亡问题。看看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是解开这个谜题的一种方式。这些城市在当地被视为格拉斯哥的同辈，都是西海岸的大城市，都有共同的工业历史、爱尔兰人和宗教遗产，以及历史悠久的足球队。这三个地方相似的观点在更严格的统计比较中得到了证实，从就业到饮食，从收入剥夺到毒品的所有数据都表明，这三个都受到去工业化打击的地方是非常相近的。然而，有一项统计数据引人注目，格拉斯哥过早死亡的比例比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高30%。对经济和社会贫困的深入研究并不能解释这个谜团，如果把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格拉斯哥人仍然离世太早了。

这个超出卫生专家解释范围的过量死亡数据是在2010年被发现的——每年死亡约5000人，这被称为格拉斯哥效应。它被认为是在大约50年前出现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糟糕。早期死亡之谜暗示了一些隐藏的因素，这些破坏格拉斯哥的因素在大多数研究中被忽略了。从逻辑上讲，这种破坏性的力量肯定会让这里的人们变得脆弱，但对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人们则伤害较小。无论隐藏的因素是什么，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产生影响。

隐性资本

整合、监管与风险

与经历过格拉斯哥衰落的人的讨论使我确信，格拉斯哥之谜的解决方案在于这座城市鼎盛时期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由一位贫穷的法国学者埃米尔·迪尔凯姆所著，经济学家对此书却不屑一顾。在一位挚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迪尔凯姆下定决心了解法国的高自杀率。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后，这个国家在19世纪末蓬勃发展，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快速增长，实现了和平。但是，伴随着“美好时代”而来的是另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统计数据——自杀人数激增。所以迪尔凯姆着手找出原因，并在1897年出版了专著《自杀论》。这是社会学的一本基础性著作，也是一种被忽视的思维方式的根源，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解释格拉斯哥的问题所在。迪尔凯姆所发现的模式过于强大，以至于自杀不能完全归咎于集中于个人环境的典型解释——抑郁或债务。数据显示，自杀率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抑郁或负债的个人的总和，还是一种源于更深层次问题的社会现象，他称之为社会的“疾病”或“感染”。这种现象的原因通常是缺乏“社会融合”，在人们设定个人目标的地方自杀率会更高——如果他们的计划出了问题，他们会感到冷漠和绝望。相比之下，他观察到人们通过团队精神团结在一起的社会更强大，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当这些地方出了问题时，就会有一种对每个人都有利的相互精神支持。正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的有益的经济力量可以无处不在，对于迪尔凯姆来说，这种保护性的安全网是城市中每个公民所共享的东西。

卡拉布里亚效应

为了弄清这与格拉斯哥的消亡有何联系，我们需要在迪尔凯姆的基础上进行一项开创性的现代研究，我们在意大利做一个短暂的迂回。意大利在1970年从罗马下放权力，成立了20个新的地区政府议会，使之能够控制从卫生、教育到公共工程和经济发展的一切事务。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跟踪的有趣实验，于是他开始在意大利全国各地进行自驾游，沿途采访了数百名官员和公民。

新一届地方政府的表现千差万别，代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政客和公务员做了每个人都希望做的事情，开创了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的创新性法律。市民对他们的政治家感到满意，经济也实现了蓬勃发展，意大利南部的“脚趾”卡拉布里亚则是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政府官员除了拿薪水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官员们很懈怠，帕特南常常找不到人接受采访）。在经济方面，卡拉布里亚是欧盟地区发展水平最低的地方，当地一些村庄里的卡拉布里亚人仍然住在石屋里。1990年，意大利内部分化严重，最强大的地区与德国竞争，最弱的地区则陷入了贫困。

为了深入了解意大利的两极分化，帕特南遵循了迪尔凯姆的理论，搜集大量数据来补充他在全国各地旅行时所听到的个人情况和故事。他发现了社会交往水平的巨大差异，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及其北部邻近地区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有数以千计的足球、徒步旅行和狩猎俱乐部，人们一起组团观鸟或读书，当地还有合唱团和乐队。除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人们也积极参与公民活动，参加公民投票，阅读当地报纸以对政治家进行问责，并建立信用合作社，向那些需要资金的人提供贷款。在意大利北部，人们说他们感觉自己与一个更大的群体联系在一起，在迪尔凯姆的“整合”雷达上，该地区应该会得分很高。

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坎帕尼亚和西西里是一个让人联想到浪漫画面的地方：崎岖的海岸线，和蔼可亲的渔民与农民在橄榄林里畅聊。事实上，帕特南发现的却是一团糟的村庄和城镇。几乎没有公民活动，也没有社交俱乐部或运动队，大多数人并不关注当地新闻，也不参与投票。他们做出的决定是短视的、自私的，而且常常是腐败的。卡拉布里亚人使用的令人沮丧的谚语让帕特南感到震惊，其中包括“行为诚实的人会得到悲惨的结局”。不出所料，像北方信用社这样的非正规经济支持机制在南方那些信任度很低的村庄里是闻所未闻的。

帕特南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社区的福祉，包括它的民主和经济，取决于“社会资本”。北方的俱乐部、团体与社团反映并产生了信任、奉献和接受恩惠的文化规范以及参与公民生活的传统。总而言之，这些传统、非正规机构和文化规范，也就是北方的社会资本，推动了贸易和政治的繁荣，并使一些特别的支持方案成为可能，比如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紧急贷款。相比之下，南方几乎没有社会资本，而是依靠一种被称为“非道德家庭主义”的破坏性文化规范来运作的，这是一种行为准则，它要求你尽可能地为你的家人攫取一切，并欺骗你的邻居。

迪尔凯姆和帕特南提到的问题——因为没有参与更广泛的团体或项目而感到无方向、缺乏整合性、无助和孤独，正是许多格拉斯哥人在被问及他们的城市的衰落时所谈论的问题。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不是在讨论工业衰落时出现的，而是在拆除他们的传统公寓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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