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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格拉斯哥 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没落（第3页）

格拉斯哥失去的资本

另一个公寓的故事

当你在戈万寻找一位研究公寓生活的专家时，似乎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琼·梅尔文，她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图书馆、当地博物馆以及当地历史团体中。琼现年93岁，是一位有着清晰记忆的老戈万人。她通常会戴一条丝巾，用胸针或纽扣系在一起，还有一头浓密的白发。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说：“我对造船了解不多，但我知道有关公寓生活的一切。”

格拉斯哥的住房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它也是城市外来者地位的另一个反映。1707—1901年，格拉斯哥的人口从1.3万增长到96万，这在英国是增长最快的，因此需要一种量身定制的建筑。传统的格拉斯哥公寓有三四层楼高，由砂岩建造，公寓共用一个前门，楼梯间与厕所也是共用的。许多房子都很小，包括“单向房”（一个供全家人做饭、吃饭和睡觉的房间），以及稍大一点的“一室一厨型房”。大人睡在洞穴床（一种折叠式睡柜）中，孩子则睡在地板上。公寓式居住模式意味着格拉斯哥的人口密度高得令人难以置信，1860年，每英亩有330人，这几乎是现代最拥挤的城市——是孟加拉国达卡市人口集中度的两倍。

格拉斯哥的公寓名声很差，以拥挤、肮脏和公共厕所而闻名。然而，当你参观这座城市时，你就会发现公寓的故事可能还有另外一面。一些原有风格的公寓保留了下来，房子很漂亮，用昂贵的砂岩建造，有很高的天花板和很大的窗户。在公寓生活的格拉斯哥人一致认为过度拥挤是一个问题，但仍然对他们的建筑津津乐道。除了人口稠密之外，公寓也是众多俱乐部、团体和社团的所在地，这里有乐队、足球队、基督少年军团体、摄影和自行车俱乐部。在戈万，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举办的夏季集市吸引了大批人，花车在警察管乐队的带领下沿着大街游行。当地历史学家科林·奎格利回忆说：“游行似乎永远都在进行。”这座城市的每一处都有自己独特的活动和庆典。

琼·梅尔文解释说，这里鼓励邻居在彼此的生活中发挥作用。大楼里刚出生的婴儿会引得其他小孩在楼梯上转来转去，他们在急切地等待着洗礼礼物，新父母会把它给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与新生儿性别相反的孩子。一位戈万人回忆起奖品时说：“你会得到两块涂了黄油的硬饼干，中间夹着一个用防油纸包裹的先令。”邻居的婚礼甚至更好，因为新郎的父亲会在街上扔几个一便士或三便士的硬币，以造成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抢硬币的“婚礼混乱”场面。

除了知道邻居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你还知道在公寓楼里人们对你的期望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坚守的角色和责任。在许多公寓楼里，清洁近乎是一种痴迷的行为，妇女们轮流擦洗临近的瓷砖地板，每逢星期五晚上房子大扫除时，全家人都参与进来。一个严格的轮流洗衣制度规定了该轮到谁去使用位于公寓大楼后面共享区域内的公共洗衣房。妇女们经常会在别人的洗衣日帮忙，虽然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论共用厕所的恐怖，但格拉斯哥的人们往往会回忆起这些公共设施的一尘不染。

砂岩村庄

格拉斯哥的公寓生活说明了为什么社会资本具有真正的经济效应。琼·梅尔文所给出的描述表明，信任和互惠是非常重要的。琼解释说，公寓的入口处往往有两把锁：一个是大大的笨重的“死”锁，需要一个巨大的钥匙来打开；另一个是较小的硬币大小的锁，对应一个小钥匙。但那些大锁从来没用过，琼说：“那些大钥匙放在抽屉里都生锈了。”包括琼的房子在内的许多公寓，钥匙在没人在家的时候是留在门上的。而在其他的公寓里，钥匙系在一根穿过信箱的绳子上，这样任何人都可以拿到钥匙。虽然在英国门不上锁一度很常见，但格拉斯哥的规范更进了一步：门不锁意味着你信任你的邻居，钥匙留在门闩里意味着你在邀请他们进来。

大门向人们敞开着，邻居会挤进彼此的厨房，他们有时会借用一些面粉、盐、黄油，并留下一张便条说他们把东西拿走了。归还是不一定的，但人们预期这笔交易是互惠的。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寓楼的经济结构，虽然每个家庭可能只租一个单向房或一室一厨型房，但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穿行整座大楼。形式上是一些小的私人空间集合，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半公共空间。

与吉姆·克雷格这样的造船工人交谈，令人惊讶的一件事就是听到就业是多么不稳定，即使在经济景气时期也是如此。现如今，哀叹服务行业的“随叫随到”或“零工”合同，并将其与制造业曾经提供的稳定工作进行比较，成为一种时尚。但这种观点是乐观的，克雷格说，除非你有一份罕见的“员工”工作，这可能只占到了劳动力的15，否则造船工人都是随叫随到的工人，只有在有船要造的时候才会受雇。这种影响在下河当天表现得最为明显，船厂工人和当地人会聚集在一起，庆祝这艘船驶入克莱德河，但这种庆祝是短暂的，也是苦乐参半的。如果是在早上下河，那么幸运的人下午就会回到另一艘船上工作，不幸的人则会被解雇。

许多男人不用通勤，因为船厂旁边的街道两旁都是密密麻麻的公寓楼，因此工人中午就可以回家吃午饭了。邻里之间广泛的非正规网络有助于男性找到工作。许多像克雷格一样的人从事着“父子式”的工作——儿子给父亲当学徒。这意味着一艘船的合同的终止至少减少了两份收入，这对一个家庭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关于其他船厂的信息很快就从“楼梯上”的邻居那里打听到了。克雷格说，在费尔菲尔德下岗的人很快就会听说在克莱德河下游斯蒂芬造船厂的工作机会，或在上游的哈兰和沃尔夫船厂的工作机会。这种技术劳动力的流动池，也是持续的人才市场，这正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提出的推动城市成功的第一种力量，它直接依赖于社会资本。

女性负责家庭预算，并依靠其他规范来管理家庭不稳定的收入。其中一些非常简单，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失业了，她会收到公寓邻居送来的周到的食物包裹，里面装着面包和汤。琼·梅尔文解释说，其他包括典当等的运作方式则更为复杂。考虑到造船工作的波动性，典当行的服务——将贵重物品换成现金，并同意手头宽松后再换回来的协议是有用的。这种做法很普遍，到处都是典当行，但也有它的问题。首先，一些家庭缺乏典当行接受的抵押品；其次，即使他们的物品最后被典当行接受了，但若被其他人看到典当结婚礼物或儿童乐器也会感到尴尬。因此，一听说一个男人失业，邻居们就会把自己可以典当的物品（常见的是一套新的亚麻布）借给他家，然后由另一个邻居将物品典当。通常情况下，一栋公寓楼会有一个经常典当物品的人，他在典当行那里信誉良好，而且不怕被人耻笑。一个邻居提供抵押品，另一个邻居负责典当，而陷入困境、资金不足的那个邻居则得到了资金。

戈万的金融科技

正如罗伯特·帕特南在意大利乡村所发现的那样，格拉斯哥公寓住户之间普遍的信任支持了独特的金融创新。另一个传统是一种被称为“家族”的借贷系统。一个典型的“家族”包括20个成员，需要持续20周。产品的价值通常在2英镑左右，成员每周将支付这个金额的120。在每个周末，会从帽子里抽出一个数字来决定哪个成员获胜了，获胜者可以得到2英镑。这是没有风险的，你只能赢一次，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在某个阶段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是一种创新的方法，可以一次性得到一笔钱而不需要承担债务，而且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邻居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支付钱款，而组织者也不会逃跑。

“家族”是一种不会输的彩票，也是一种金融魔法。那些早期中奖的人得到了2英镑的一次性付款，这相当于一笔小额无息贷款。那些最后中奖的人不会损失任何钱，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有用的承诺手段，也是一种每周锁定一些现金的方法。除此之外，“家族”的成员通常会根据需要修改结果，琼说：“你可以交换你的数字，以确保需要钱的人更早得到钱。”

除了格拉斯哥的劳动力市场和当地创新性的金融手段，这些规范和传统还提供了一种社会安全网。在安奈林·贝文强迫英国医生成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雇员之前，去看职业医生意味着要付钱。琼·梅尔文回忆道：“下午6点前是1先令9便士，之后是2先令6便士，医生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有钱吗？”每个家庭都尽量避免医药费支出，女性开发出了各种治疗疼痛的药物。这种文化在1948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后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在一个孩子出生时就更凸显出来了。住在公寓楼里的妇女充当了邻居的助产士。大多数孩子出生在家里，通常是在厨房地板上。这个安全网络延伸到了外部，这里的住户经常允许无家可归的人——“大厅里的流浪汉”睡在楼梯间里，在格拉斯哥寒冷的冬夜，遍布整个公寓楼的煤火给人以温暖的慰藉。

在社会资本处于低谷的意大利南部，罗伯特·帕特南发现公民生活已经瓦解为“非道德家庭主义”，人们以一种愤世嫉俗、短视的方式生活着，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他们直系亲属的利益而行动。对我在格拉斯哥采访的许多人来说，公寓楼生活的故事则是截然相反的极端，这正是迪尔凯姆认为的那种“相互精神支持”，以及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安全网。科林·奎格利回忆道：“你就是你邻居的孩子，成年人会去帮助或惩罚邻居的孩子，就好像他们是孩子的父母一样。”另一个当地人告诉我，在后院发生意外后，身上有割伤和瘀伤的孩子会跑进公寓楼找一个“保姆”来处理，当然自己的母亲是最好的，但任何母亲都会帮忙处理。琼·梅尔文回忆起一次这样的事情时说：“我跑过去找我的姑姑，的确，她不是我真正的姑姑，但她们都是我在楼里的姑姑。”

与时俱进——重塑格拉斯哥

继烟草和船舶制造业之后，塑造帝国第二城市的第三种力量就是格拉斯哥市议会。私人住房市场在19世纪是失败的。由于土地所有者建造的房屋太少，房东会宁可留下110的空置房，也不降低租金来填满这些房子。到了1895年，格拉斯哥城市改善信托基金已经介入，建造了46栋公寓大楼，包括415个住宅和近100家商店。该信托基金还建造了第一批可出租的非营利性住房，这是迈向社会住房的第一步，社会住房将成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基础。

激进的措施还是不够，1914—1915年短短一年间，格拉斯哥部分地区的房租上涨了25%，约2万名租户举行了罢工活动。（戈万的激进分子玛丽·巴伯领导的反抗者以关系紧密的社区作为优势——一名妇女充当瞭望者，手持铃铛摇响警报，任何接近的法警都会遭到面粉炸弹的攻击。）1915年的租户罢工引发了一场住房革命，到1939年，格拉斯哥市议会提供了约17%的住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格拉斯哥市议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建筑商，私营企业每建造50套住房，它们就建造2000套住房。格拉斯哥市议会也开始做出具有远见卓识和未来主义气息的建筑与设计决策，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俄罗斯以外，没有哪个城市的住房建设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这与胆怯和落后的船舶制造业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国首屈一指的城镇规划师帕特里克·阿伯克龙比爵士和土生土长具有远见卓识的罗伯特·布鲁斯提供了这个想法。一个代表团被派往马赛，参观由勒·柯布西耶建造的革命性的新高层建筑。格拉斯哥市议会也决定建造摩天大楼，从1960年开始，有300多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大部分到1968年完工。红道小区由8个大厦组成，可容纳4700人。它们高达30层，是欧洲最高的住宅楼。在此期间被分配到新家的当地人还记得当时的兴奋之情，从单间公寓搬到高层公寓就像“中了彩票”一样。

在格拉斯哥市议会把格拉斯哥变成高层公寓城市的同时，也还在继续扩建——在卡斯特米尔克、德鲁姆扎佩尔、伊斯特豪斯和波洛克建造了新的房屋。这些开发项目位于该市四个象限的外围，被当地人称为“四大”外围，初步设计可容纳近15万人。第一批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末搬到了周边的住宅区，当时造船业还很发达，与高层住宅一样，当地人记得搬到这些住宅区那令人兴奋的时刻，那里有更多的空间，还有自己的花园和独立厕所。

资本的失败

恢复船舶制造业的经济计划是缓慢、退缩和温和的，其中还有当时应该发现的经济缺陷。住房规划则有所不同，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推动这座城市朝着激进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狭窄的公寓楼被拆掉，先进的塔楼和周边的住宅区拔地而起。在戈尔巴尔斯地区，每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寓楼都被拆毁了，在其他地方，绝大多数公寓楼则被夷为平地。船舶制造业的损失一直是一团糟，拆迁是有意为之，资金充足且计划周密。

事后看来，这些安置计划就像一个快速破坏社区结构的处方。搬过来的人很少通过房产中介机构，98%的新居归市议会所有，人们可以心血来潮地搬来搬去。“四大”外围的小区意味着社区被分散到了格拉斯哥的各个角落，打破了邻里关系，为那些在中心工作的人创造了长时间的通勤之路。卡斯特米尔克的高楼成为一首著名民歌的主题，这首歌悲叹母亲和在楼下玩耍的孩子的分离。最重要的是，这里多年来没有到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里创造了一群陷入困境的人。

住房计划还揭示了一个尖锐的新政治观点，即地方贸易、商店和非正规社区经济在一个地方的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格拉斯哥最早涉足公共住房领域暗示了贸易的重要性，比如有的公寓会专门为商店留出一层的空间，但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就消失了。“四大”外围的小区是购物沙漠，它们有数百条街道，但没有商业街，这意味着要花很长时间去城里才能买到基本的生活用品。这里对酒吧的态度更加直白，戈尔巴尔斯是一个有4万人的中心公寓区，在其建筑被拆除之前，大约有200家酒吧。为了容纳3.4万名搬迁者而在德鲁姆扎佩尔建造的外围小区则一家酒吧都没有。

结果是灾难性的，由于缺乏持续的投资，格拉斯哥的高楼大厦很快就破败不堪。又由于不受家庭欢迎，居民们表示感到与世隔绝和孤独。20世纪90年代初，地标性建筑开始被拆除。外围小区也同样糟糕，1991年，格拉斯哥的一张贫困地图显示，其四角有黑色斑点，这些外围小区则被标示为最荒凉的地方。帮派文化在格拉斯哥历史上十分盛行，伊斯特豪斯这个地方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周围有绿油油的农田，市中心的孩子们曾经在学校组织的旅行中到那里去呼吸新鲜空气。20世纪90年代，伊斯特豪斯的情况非常糟糕，以至于外国政要纷纷到访，看看他们国家的社会住房开发项目应该避免什么。

科林·奎格利回忆起他小时候住的公寓被拆除的情景说：“他们拆掉我们房子的那天，我哭得很伤心。”琼·梅尔文的女儿桑德拉·凯恩在讲述自己儿时居住的房屋被毁的经历时，描述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悲伤”。琼回忆起最近一次和她最后一个健在的兄弟乔治一起去老家特彻尔山的旅程。那里的公寓、街道和商店都没有了，她的孩子们就读的学校也被夷为平地。只留下了过去的遗迹——曾经标志着街道尽头的一根旧灯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来纪念他们之前的生活，他们就站在旧灯柱旁边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亲爱的绿色之地

很难证明雄心勃勃的住房政策解释了神秘的“格拉斯哥效应”，但其模式肯定可以解释。与格拉斯哥很相似的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都经历了急剧的去工业化过程，但却没有经历过同样程度的强制重新安置或房屋拆迁。格拉斯哥曾经是一个钥匙可以留在门上的城市，最近的调查显示，认为人们可以互相信任的格拉斯哥人的比例要低于利物浦或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曾是一个出生、婚礼和死亡都是公共事件的地方，如今格拉斯哥近10%的人感到被孤立和孤独（英国的平均比例为4%）。这些感觉都与导致人们死亡的糟糕行为——酗酒和吸毒有关。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也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间接证据是强有力的，当地人的故事更引人入胜。

格拉斯哥更广泛的教训是，城市经济中有许多我们看不到、数不清或无法衡量的价值。引领一个城市成功的强大经济推动力，也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的集聚外部性是无处不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就像埃米尔·迪尔凯姆提出的“相互精神支持”，也就是那种支持一个经济体成功并有助于缓和其失败的非正规扶助。这些东西都不是私人所有的，它们是城市里每个人共享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精确测量，它们都存在于哲学和一个城镇的传统中。格拉斯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亲爱的绿色之地”，它向未来34的人将居住的城市发出了警告：当一股经济力量可以共享，却又看不见，而且很难衡量时，说明你在保护它的方面做的事太少了。

英国船舶制造业始于格拉斯哥，戈万是它的心脏，费尔菲尔德是领先的船厂。这座城市的成就改变了现代世界，但现在早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戈万造船厂的工人吉姆·克雷格仍然感到自豪和忠诚，并决心保持乐观，他告诉我一项在克莱德河上修建一座新桥的计划，这座桥将连接萧条的戈万商业街和格拉斯哥富裕的西区。在我们讨论这个计划时，克雷格解释说，过去过河要容易得多，他拿出智能手机找了一些小渡船的照片，这些渡船曾在费尔菲尔德的全盛时期载着通勤工人渡过克莱德河。

克雷格的手机相册里装满了他孙子孙女的照片，其中还有他建造过的大船的照片。他在诺西女士号客轮的照片前停了下来，这是一艘为铁行轮船公司制造的588英尺长的客运渡轮，于1987年在戈万下河。他说：“那是一艘很棒的船，我们打败了建造它的‘双胞船’的日本造船厂，它操作起来就像一颗宝石。”克雷格还放大图像以展示其细节。后来我查了查这艘船。这艘船现在改名为约克骄傲号，这艘格拉斯哥式的船仍然在赫尔和鹿特丹之间航行，最多可容纳850辆汽车。它将于2021年完成服务使命，这是英国建造的最后一艘大型客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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