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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影响精神病理的形式（第2页）

（2）童年时期如果父母亲有持续存在的心理行为紊乱，则对成年后的适应有较大影响；而孤立的创伤性事件并不一定对人的整个一生发生定型的作用。

（3）心理发展均衡比智商重要。对于成功的适应以及人生的幸福感而言，在儿童、少年期、青年期形成的心理防御机制比开发智力、学习知识重要，比学业成绩、职业地位、社会阶层重要，也比经历应激、创伤更重要。

（4）心理防御机制决定了一个人经历外界压力、应激时，是产生病态还是成长、成熟；人生中经历挫折、痛苦并不一定都有病理性的后果，反而可能是像身体的炎症那样，有利于心理失衡的修复和发展。具体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我的成熟，心理健康的儿童、少年将逐渐减少使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同时增加成熟心理防御机制，如适度的克制、压抑，利他主义，升华，幽默，前瞻、有希望。

（5）人生变化多端、丰富多彩，成年人也继续在成长，无法预测，也无法由父母、老师来做一厢情愿式的设计、打造。但小时候“做对了什么”比“做错了什么”重要，也就是说，要通过尝试错误来训练、学习成功的技能；爱劳动、会劳动，比通过威胁、惩罚、过高的期望来形成被动求生式的勤劳重要。

（6）一般而言，内心的安全感、幸福感、合群、爱别人、会玩耍、使用成熟型的心理防御机制应对挑战，以及成年后的职业成功、良好的婚姻，是高度相关的、可见的心理健康指标。对于从事心理健康促进的专业人员而言，促进个人及家庭沿着有利于这些积极、正面的外在行为发展的方向进步，比专注于消除症状重要。

（三）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特点及常见问题

1.中国文化的“高情境文化”特点文化学意义上的所谓“高情境”“低情境”，指的是在人际系统、社会中的个体，其心理行为受制于外在文化环境的程度。在高情境文化中，人们互相间高度依赖，在乎别人甚于自己；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这种文化强调个人对于家庭及“自家人”的利他主义，个人很在意其他人的见解、评价、兴趣，常常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与实现别人的利益之间感到矛盾。因此，西方心理学中强调的“个性化”过程受到限制。儒家家族主义体现高情境文化，是理解中国人心理及其健康后果的重要背景。

2.中国家庭中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每个家庭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困难，但多数情况下通过家庭成员努力应对，均可平稳过渡、克服，只有一部分会留下持续的负面影响。

常见的家庭问题有：经济拮据、贫困；子女养育、老人赡养方面的困难；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及其他人际关系；家庭成员生病、残疾；夫妻间的性问题，包括各种原因造成的分居；婚姻破裂、解体，或父母亲丧亡，形成单亲家庭；住房拥挤；建购房屋、搬迁、移民，等等。

我国在近现代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族主义的瓦解、个性发展日益得到尊重和张扬是其中最深刻的一项变化。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以上问题其实常常存在着深层的原因，归结起来最常见的是“忠-孝-爱不能三全”而产生的内心冲突和人际冲突——个人的自我成长、职业成功、社会责任，常常会与配偶、小家庭、大家族的利益之间产生矛盾，出现“利己”与“利他”“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纠结与冲突。

（四）家庭与心理健康——精神动力学、家庭动力学的理解

由海尔姆·史第尔林（HelmStierlin）依据精神动力学及家庭动力学理论提出的代际派遣论，有助于理解家庭对于精神卫生产生不良影响的文化心理机制。

这个理论所说的“派遣”（delegation），是一种发生在每个家庭里的过程——受到委托、派遣的一个孩子，得到许可、受到鼓励，带着一项使命离开父母的圈子到外部世界去。但是这种出走仅只是限于某一程度之内，其宗旨只是为了完成对于父母至关重要的一些任务。派遣的基本要素，是将派遣者和被派遣者联结在一起的忠诚纽带。这条纽带存在于早期的亲子关系，尤其是在母子关系中。

荣格曾说，对孩子最有影响力的，是父母尚未实现的愿望。这在派遣理论中得到细化——它们以派遣给孩子任务的形式来实现，可能是在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种不同层面上完成的。父母的愿望是有层次区别的，至于在何种层面完成任务，则取决于父母究竟是在何种领域内的追求尚未实现，或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实现这些追求，满足这些需要的任务，由父母交给了孩子。

这种心理动力学现象存在于普通的家庭中。这是一种必要的、合情合理的关系过程，它赋予生活以意义和方向。但是，有些家庭的派遣过程可能出现偏异的情况。以下几种典型的偏异方式，可能造成心身健康方面的病理性后果。

1.使命对受派遣者的天赋、资源储备，特别是与年纪相当的需要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使之不堪重负。

2.使命引起受派遣者严重的孝心冲突。

3.几种使命互相矛盾，受派遣者无所适从。

4.受派遣者领到了使命，却没有被送出去执行、完成。

5.孩子被送出去，却没有什么使命要完成。

其实，中国人的生活智慧里已经有对于上述情况的认识，只是没有提升到科学的高度进行系统的阐述和运用。以下几类成语、古训或俗话分别与上述理论要点对应。

“望子成龙，揠苗助长”。但是，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当第一、永远当第一；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知柔处下、耐受挫折与失败的重要性。否则就常常在超过个人禀赋和现实条件的情况下，出现“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悲剧。

“神仙吵架，小鬼遭殃”。在夫妻关系淡漠、疏离，甚至冲突、分居、离婚的家庭，未成年儿童、少年在两个高度期待自己孝顺而又互相冲突、各怀自己算盘的亲人之间，内心冲突、现实冲突十分剧烈，短期和长期的心理健康受损都几乎不可避免。

“见异思迁，得陇望蜀，贪得无厌”。有的父母亲对孩子有多个重要的期望，让其在大量的任务面前无所适从，徒生焦虑与挫败感。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有些家长由于自我发展不够成熟，心理分化程度低，夫妻关系松散，而对孩子却有来自“本我”层面的期待，无法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逐步完成心理上的分离。习惯于这种黏结的、童年式的依恋关系模式的子女，较容易在人生周期的转折点，如中学、大学毕业，以及进入求偶、就业的关键时期，出现各种心身障碍，继而托病在家，成为长不大的“宅男、宅女”或“啃老族”。

“养不教，父之过；生不养，母之错”。有些家庭只生不养，孩子往往受到家庭忽视或排斥、抛弃，所以极容易发展为心理健康水平低下，甚至有反社会倾向的人。

根据派遣理论及系统思想在德国发展起来的系统家庭治疗技术，于1988年传入中国，中国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逐步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并进行了临床应用研究。其中，有数项研究发现，在高情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家庭，交流互动模式较多见情感气氛沉闷、个性化程度低下、“非此即彼”的认知逻辑和外向归因的疾病观念等特点，与心身性障碍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有着密切的关联。而针对这些问题开展的系统家庭治疗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赵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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